本章探讨的重点在于组织行为中的谋略问题。
我国素有重武崇谋的“谋略文化”传统，“谋略”一词也几乎成为“智慧”的同义语。从管仲乐毅到张良陈平，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形形色色的“谋略大师”们始终是历史或传说中令人尊敬的主角，成为世世代代顶礼膜拜和争相效仿的光辉榜样；从《道德经》到《鬼谷子》，从《孙子兵法》到“黄石公三略”（即《素书》、《阴符经》、《太公兵法》），从《左传》到《战国策》，古人的情趣和智慧，大多离不开对奇谋异策的品玩与传承。历代文化大师，如果不是文学大师就会是谋略大师，或者兼而有之。
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更强调秩序与协作，强调“组织”的作用；农耕文明则更强调在自给自足的相互独立的环境中 “个人”的修养与作为。因此，我国基于农耕文明的谋略文化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只重视个人的谋略，而忽视不同主体的谋略之间的相互契合。
这样的传统却被共产党彻底扬弃。
共产党开辟了“立体谋略”的先河：无论总揽全局的最高领袖还是独当一面的军政主官（甚至是基层指挥官），上到事关路线方针的政略战略下到决定一场小型战斗成败的战术战法，都在总体上表现出过人的谋略决断能力；另一方面，不同主体之间的谋略始终保持着惊人的默契。这种极富于个性化和相互默契的卓越谋略共同汇集成的强大的思想洪流，各谋略主体之间既密切相关又相互独立，各个层级的谋略主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构成一幅幅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神画卷。
共产党阵营因此而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本章将对共产党“立体谋略”的产生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具有更普适性的思路或分析框架来对组织的谋略活动进行更加清晰的分析，提供更为务实的借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共产党的“立体谋略”与本书第四章的“集体决策机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决策只是谋略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它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其次，“集体决策”强调的是组织内不同决策主体对相同目标进行思考和交流后形成统一结论的过程。
共产党的成功是与整个组织的立体谋略能力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这绝非一人一事的谋略，而是多个谋略主体长期和共同作用的结果。组织内部一个或几个重要人物拥有卓越的谋略并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足为奇；然而，如果要一个庞大的组织内各个层面和各个侧面的骨干分子都能拥有杰出的谋略能力并各得其所地发挥出作用，就绝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立体谋略图
共产党“立体谋略”的格局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的谋略层级：信念级、方略级和任务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下图所示：
立体谋略的逻辑关系示意图（图略）
三个层级的谋略贯穿理念到行动的始终，集中组织不同层次和不同专业领域的成员智慧来实现共同的目标，使各个相互独立的组织单元乃至个人共同形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整体。三个层级的谋略各司其职，缺一不可。
信念级谋略是组织的本位，决定着组织的性质。信念级谋略的缺失会使组织没有“主心骨”，极易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随波逐流，成为时代潮流的牺牲品。
共产党和许许多多基业长青的百年组织之发展轨迹证明，无论历史风云和生存环境如何变幻，无论组织采取如何彻底的变革以应对环境的变化，根植于组织深处的基本信念（使命、终极愿景和价值观）都永远不改变；相反，那些轻易放弃自身信念的组织很快会遭到毁灭性失败。组织的生命力首先是信念的生命力。
方略级谋略则决定着组织的路线和方向。方略级谋略的缺失会使组织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成为无头苍蝇，茫然不知所措。组织在这一层级的谋略能力之意义不仅在于制定出各种战略及其实施方案，不仅在于根据战略需要形成（共同思想的）行为规则（详见本书第九章），更重要的是，方略级谋略的形成过程也是组织对内外部环境透彻了解和准确把握的过程。这个特殊的过程使组织具备了基本的行为能力和应变能力，使组织在“应战”的过程中更加从容自如，不至于被一时的表象所误导。
组织的存在价值和行动结果最终会表现为组织的绩效，换言之，组织的成败取决于由总体的战略目标分解而成的具体任务的成败。任务级谋略的缺失会使组织成为官僚主义式的反应笨拙的“恐龙”，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信念级谋略
在深入探讨组织的“信念级谋略”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命题”进行必要的澄清。
这个命题是：组织存在的基础是什么？通常的回答可能有如下几种：
最普遍的回答可能是组织的“名称”，因为名称是组织最直观的标志。但是，更名之后这个组织就不存在了吗？联想集团的英文名称从“LEGEND”变更为“LENOVO”，难道我们就能说在英语世界中这家公司不存在了吗？同样，海尔集团的名称也经历了从“青岛冰箱总厂”、“琴岛海尔集团”到“海尔集团”的变迁。“名”与“实”在很多情况之下是相分离的。 “名称”显然并非组织存在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