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住处接待了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并请柯瓦廖夫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与斯大林见面，同时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要么正式解决一揽子问题，其中中苏条约是关键；要么发表共同声明，以体现双方的某种理解。
不过，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应毛泽东的请求，毛泽东的状况并未真正改变，还是和从前一样地 孤独 着。
有人提出，这段时间双方交流停滞的部分原因，是12月24日柯瓦廖夫向斯大林递交了关于中共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以中共在东北的领导人高岗的证据为依据，批评了某些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有关他们对苏联所作的许诺，以及他们对美国人所表现的软弱。
以后，毛泽东曾回忆起12月在莫斯科的事情。他说，在他滞留莫斯科期间，他已感觉到了斯大林对他的伤害和侮辱，结果他下定决心待在别墅里一动也不动。和柯瓦廖夫、费德林的谈话是不愉快的，他有意这么做，因为他想通过这两个人把他不满的信息传给斯大林。此时，这两个人其实是担任了翻译、陪客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 信使 。
有一次和科瓦廖夫交谈时，毛泽东怒气冲冲，要求知道烦请他来莫斯科的原因。 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此时，如何处置中国客人，对斯大林来讲已成为一个难题。但是几年后，毛泽东说斯大林并不想签订一个条约，这可能太牵强了。斯大林可能想签约，但这取决于他的条件。两党历史上的关系不畅导致了双方现在的猜忌与分歧，斯大林担心再和这个强硬的新中国领导人谈判条约时可能要解释什么事情，并担心与中国这个无法预知的伙伴结盟后可能要遇到什么困难。
当时凑巧还遇到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
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道会晤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当然要引起种种猜测。中国代表团为此很着急。王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 智囊 。他提出以毛泽东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到苏联的目的。
1951年1月2日，这个《答记者问》见报。在《答记者问》中，毛泽东说： 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并说： 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谣言不攻自破。
不管怎么说，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斯大林对待毛泽东有了根本转变。尽管不十分清楚其中的原因，但仍有一定的线索可查。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发展开始加强毛泽东的地位。那时，印度、缅甸和英国已准备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并且，1月1日毛泽东在对苏联大使罗申谈话时机警地提到了这些事。从北京到莫斯科的旅行中罗申一直陪伴着毛泽东。
此外，在和柯瓦廖夫、费德林相处时，毛泽东一直威胁说他要提前回国；在年交之际会见罗申时，他曾传达了这种威胁，表明了他对目前状况一直不满。有鉴于早时他预期离开北京三个月，毛泽东告诉大使，他现在打算仅待两个月，希望在2月6日返回北京 事实上考虑到路途时间，访问要少于两个月，而现在只剩下四个星期了。
此时斯大林已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访苏了。
终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月2日晚上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专门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自从与斯大林初次会见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忙于与苏联政治领导人的庄重的、实质性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