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真是微妙得很。社会环境（存在），决定我们的意识，这话说得很对，却又似乎不很对。经国他是在苏联陶冶了十四年才回来的，而且，他的意识恰正在少壮时期塑起来的，为什么回国不及十年，就和原来的官僚主义社会水乳相融和了呢？
再说，这位俄国太太，照说，阶级意识（她是工人出身的）早已定型，又受了极纯粹的政治教育，应该真金不怕火了吧？到了中国以后，她成为中国家庭中的媳妇，也和中国的小姐，并没有什么大不同。她至少是一位从夫的贤妻，想像她会成为政治叛徒的人，也未免太天真了！这种种都证明了，若干人士机械看法的错误，马克思及其徒子徒孙，只能造成若干抽象的型式，却忘记了人总是人，人总是带着人性。把人当作机械看待的，一定会全盘皆错。经国夫妇，从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天起，他俩已经远远离着莫斯科了！
金元券的币制改革，既已惨败，蒋（经国）个人的情绪，也是坏到极端。他调到上海来工作的戡建大队，也闲搁在边上，无用武之处，那些热闹一阵子的工作人员，依旧回到渔管处孵豆芽① 去。金元券和法币，有一极大不相同之点，即是法币早已渗入农村去的。金元券，就一直流转在前方与后方几个大城市之间。因此，恶性通货膨胀的周期，就把法币的十五年经历缩到三个月间出现了。满街都是铮铮锵锵的银元响声，这响声，奏出了这一王朝的挽歌。
就在那一时期，张治中从西北飞回南京。这位蒋先生最亲信的人，建议恢复国共和议，这其间有着苏联的幕后策动。蒋先生想了老半天，才说：“好，等这一仗打下来再说。”蒋先生对淮海战事，好似有十二分把握似的。
张（治中）从官邸退出，曾找经国去作悲切的谈话，张认为要（国共）和谈，这是最后的机会，还有本钱去和共方作对等面谈。淮海一战，那就无从再说了。张（治中）对经国期待很切，知道足以转投蒋先生心意的，也只有他一个人了。不知他究竟说了没有？他猜得到蒋先生的乐观把握在哪儿吗？
其实，蒋先生自以为有把握的是汽油弹。他估计杜聿明的部队，火力最大，装备齐全，足以攻坚守防。用汽油弹来应付波浪式的人海战术，有如火烧蝗虫，共产党军队必败无疑的。（这便是后来章士钊北行诗中所说的火毯。）
大家想不到蒋先生如此乐观。更想不到的，把这场重大的战斗任务交给刘峙手里。唯一可以引起大家的乐观的，就是刘峙这位福将，是以怕老婆出名的，可以叼天之福的。不过，知道内幕的人，已经明白大事不可为了，那位追随蒋先生二十年的腹心--陈布雷就吞下安眠药了。有一晚，陈（布雷）先生就说起经国为人，他说：“大家不让他有所作为，而他呢，也已无所作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