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所操之术多异
（客）--王安石对司马光说：“我和你所操之术多异，所以论议政事，彼此不能相合。”司马光是儒家，王安石也是儒家，他们所操之术，何以多异呢？
（主）--据我看来，司马光是儒家，王安石却不是儒家；说得正确一点，王安石盖是名法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不独管仲、子产、李斯是法家，诸葛亮、王猛、张居正也都是法家，连曾国藩也近于名法家。汉武帝尊信儒术，但他所信用的并非是申公、董仲舒、赵绾、公孙弘那些儒士，而是桑弘羊、张汤、孔僅那些刑名之士。汉宣帝二年（按：公元前72年），皇太子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这段对话，可以看出两家所操之术，原本是不同的。
（客）--请问其不同之点何在？
（主）--名法家治天下，着重理财，苛刑罚，儒家则主张轻刑罚，薄税敛，所以李斯、桑弘羊都主张政府统制经济，被儒家讥为聚敛之臣。司马光就说古圣贤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讥王安石“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儒家的国家经济观，本于孔子“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一句话，正和法家相反，要藏富于民的。王船山在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宋神宗的心意，在养兵备边，求府库之丰裕。王安石所以得君，也在于理财的主张。王安石理直气壮地答复司马光道：“我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这是两家出发点的大不同处。
（客）--你看，从社会国家的立场看，究竟谁是谁非？
（主）--我们承认王安石变法是一片爱国家的热忱，而司马光的反对新政，也是一片爱国家的热忱；他们两人都不自私，更不自利。但从社会国家的立场看，儒家谈政，多不懂时宜，实际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不说王安石“是”而司马光“非”。
（客）--何以见得儒家的主张，多不达时宜，行不通的呢？
（主）--儒家谈政治，不主张理财，这便是行不通的。一则“藏富于民”，就会害民。因为让人民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就会造成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经济，弄得政府没有钱。一般老百姓也没有钱，钱都流到少数人的囊中去。二则政治一切施设，一切建设事业，都非钱不可，不善理财，则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实行。用现代政治眼光来看，政治愈进步，则赋税愈重；薄税敛的话，除非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发不负责任的空论，否则他就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这如何能做得到？
（主）--照王安石的计划实行起来，那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他除了整理兵制，整理财政以外，还有把许多重要企业由国家经营之意，青苗法即系其计划之一。做得彻底一点，便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由政府统制一切经济机构，自然对一般民众不必加赋而国用可以常足了。此外，唐代还有一位刘宴，也是善于理财的，他“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用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这都是迂拘的儒家所不能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