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上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生产队生产单一，主要是搞粮食，而粮食的比较效益又低，社员劳动一天，只能拿到4毛多钱，少的只有几分钱，连吃饭都不够，因而在收益分配上普遍出现了多年来想解决又无法解决的“超支户”顽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只好实行按人分配粮食。群众风趣地说：“白天黑夜拼命干，不如生个大肉蛋(指生小孩)”；“七千分八千分，不如老母鸡窝里蹲(指一个劳动日值不如一个鸡蛋)。”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了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二天的农活三天干不完。农村中普遍有两句顺口溜：“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头忘带锄，再去回家逛一趟”；“男的上工带打牌，女的上工带纳鞋，边干边玩到下工，赶快回家忙自留(自留地)。”
农民中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在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下，社员之间为争工评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社员与干部之间，因为强迫命令、瞎指挥，搞得矛盾重重。运动一来，帽子一大把，互相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志式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关系被斗得面目全非。现在相当多的生产队找不到人当干部，有的采用抓阄的办法解决；有的组织大家摸扑克牌，摸到大鬼当队长，摸到小鬼当副队长，有的花钱雇人当队长。
农村干部群众的这种消极情绪是非常严重的，它比公开的罢工危害更大。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我们要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人的高度积极性，统统都是空话。
汇报结束后，万里严肃地指出：“看来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比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更艰巨，不搞好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搞不好。”万里明确表示，他“要拿出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和解决农村问题。揭批‘四人帮’的有关人和事以及工业生产，由别人去抓。省委领导同志都要下去搞调查研究。你们农委的同志也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尽快拿出一个切实有效的政策性意见。”
1977年11月上旬，万里到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锅灶旁边草堆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着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人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穿，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