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周秉德发出怀疑的询问后，七妈笑着说：“五四运动那会儿，我才15岁，根本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的事。你伯伯比我大6岁，他立志振兴中华，献身救国事业，而且抱定独身主义。后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名C同行，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伯伯接着对秉德说：“开始我们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为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的几次跟踪和盘问。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她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党组织，专心读书，以期学成后回国效力。然而，我认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要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身伴侣，也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合的，是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随后，周秉德还有几次与留苏学生接触的机会。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给周秉德介绍过一位男朋友，也是苏联留学生。周恩来一听介绍，很高兴，当即吩咐卫士掏出100块钱，“安排他们好好吃顿饭”。后来周秉德得知对方的家庭背景不甚理想，没有征求伯父伯母的意见便主动中止了交往。聂荣臻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也介绍一位同学给周秉德。两人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这场恋情依然由于周秉德特殊的家庭背景而有缘无分，无疾而终。
周秉德的终身大事一直拖到了1963年。26岁的周秉德迎来了生命中的“白马王子”。那年，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为两个年轻人牵了红线，周秉德见到了英俊帅气、会四国语言的空军上尉沈人骅。他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周恩来夫妇得知他即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时，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骅迅速坠入爱河，当时沈人骅在和她见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后两人一直书信不断。
在沈人骅给周秉德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骑车经过学校后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风拂过，捎来阵阵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这几行朴素的文字，让周秉德产生了感情，“我相信对方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第二年的国庆节，他们结了婚，开始患难与共的相守。
婚后的生活对周秉德来说是甜蜜而奔波的，“我原来是跟着老伴一起生活，期间又有很多的时候是奔波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在西安和贵州前前后后有九年。他退休之后我们就住在军队的宿舍里面，我老伴1998年病情加重，我也正是那一年离开的工作岗位。可是我结束工作照顾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转，不到一年，他就因为医治无效离开了”。
提及去世的老伴，她依然黯然神伤。现在的周秉德和儿子生活在一起，有一段时间由于家中正在装修，她和儿子不得不租住在外。
与普通中国人的感受一样，在侄女周秉德眼里，周恩来和邓颖超非常恩爱。“伯伯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七妈就会安排一些事情来缓解伯伯的紧张工作。有一次伯伯早晨六点多还在工作，别人几次劝不动他去休息，七妈就让我妹妹去找伯伯带着自己去公园看花，伯伯出来的时候，看到了车和司机之后才 如梦初醒 ，知道自己 上当了 。”其实，邓颖超是担心周恩来长时间紧张工作损伤身体，看到总理工作了一夜，她就会在大门口摆一个“请安静”的牌子，提醒来宾或者家人：周总理正在休息，请不要大声喧哗。
周恩来如果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运动的话，邓颖超就会让他去参加舞会，跳跳舞，活动活动筋骨。“有时知道过会儿伯伯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七妈就会让我们到几百米外的二门迎接伯伯，让他有机会多走一走路。”
“他们二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两人红过脸。”周秉德说，伯伯和七妈在一起也会秀恩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