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内的孩子们很多都有留学苏联的经历，这是当时年轻人的普遍向往，一些干部后代都会选择去苏联留学。
对于周秉德，她也面临着未来是留学苏联学科技还是留在国内读哈军工。然而，她既没有去苏联，也没在国内上大学。
“很多人都认为我读完了初中，然后继续读高中，最后留学苏联是一条理所应当的道路。”在干部子弟正常的深造轨迹中，周秉德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周秉德的成绩并非不够优秀，她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这里师资条件非常好，她的学习也很刻苦，成绩很优秀。
然而，一部电影改变了“优等生”周秉德眼里干部子弟留学苏联的模式。“初三的时候，我看了《乡村女教师》这部苏联电影，受到了很大的触动，直接影响了我所选择的继续学习的道路。”
《乡村女教师》讲述了一个城市的女孩到边远的乡村做教师，条件非常艰苦但是仍然能够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中一个情节让周秉德立志要去当个老师，“女孩满头银发的时候，各地的学生来给她祝寿，工作在各种各样岗位的学生都来祝贺她生日快乐。我猛然感到教师这一职业特别崇高，又有意义，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需要各种建设人才，小学教师就是为各种建设人才打基础的”。
15岁的周秉德决定报考北京师范学校，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当时北京师范学校还只是个非常普通的学校，为了提高生源质量，北京师范学校去北京一些优质中学招收保送生。周秉德毫不犹豫地就去报了名。
校长和教导主任找周秉德谈话问道：“你是不是和家里商量过？”
周秉德回答说：“我自己决定的！”
“报名是个很慎重的事情，回家和家里人说说再做决定吧。”
周秉德回到家先和父母商量了起来。
“我和父母讲的时候，父亲还让我自己拿主意，但是母亲说上师范大学同样能够做老师，为什么要选择读中师，应该继续把高中读完。”
周秉德回到西花厅向七妈说了自己的想法，她表示支持，“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气，只默默地听着我们的对话”。
七妈问：“你怎么不表态？”
伯伯说：“她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
“伯伯并没有多说什么，就说让我自己拿主意。”
如今的周秉德评价起自己的这次人生抉择时说：“当时这样一种选择多少是一种冲动，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前途后果，但是我并没有什么后悔的，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现在来看我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之后没有学到特别的专业技能，但是我问心无愧，我也没有责怪我家的长辈为什么没有帮我把住关，因为我也确实为国家做了一些事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与选择做乡村教师不同，特殊的家庭背景却使得周秉德在第一次接触恋情的时候遇到了问题。1958年夏天，周秉德母亲的同学给她介绍了一个苏联留学生。谈了一段时间后，她感觉挺好。邓颖超听说这件事后，特地抽空陪他们到陶然亭公园游玩，暗地里则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了解这位留学生的情况。消息传回时，邓颖超已经到了北戴河，她认真地了解了对方的情况。位于北戴河西山的27楼，自1955年后一直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夏季避暑和办公的地方，他们从未把侄辈带到过这里。而为了将情况尽快转告周秉德，周恩来也第一次破例把侄女带到了北戴河。
周恩来、邓颖超对她没有家长式的管教，也没有放任式的不管，而是和她说起了他们当年的“恋爱史”，对她进行现身说法的教育。
七妈对秉德说：“年轻人都要经历谈恋爱的过程，选择对象应该首先考虑志同道合，也要考虑家庭可靠。”
“伯伯回忆说： 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