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逐年攀升，特别是2009年上半年，进京访数量与2008年同比增长了27.6%，其中，越级访约占进京访总量的60%，进京访总量的20%左右是在一审判决后不上诉，直接到北京等重点地区进行非正常访；到省集体访2006年以来每年以40%左右的速度递增。行政案件上访率不断攀升。2006年上访率为2.7%；2007年为4.7%；2008年为7.1%；2009年达7.6%。息讼抓得最紧的2009年的进京上访率竟然比上年提高了37%，进京上访量增长了27 6%，行政案件上访率上升了7%，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事情真是有点吊诡，官方越是想息讼，讼越是不得息。只有公正的审判、确立判决的最终权威才能息讼。
息讼是否可欲。即使息讼是可行的，我们还是要问一问：息讼是否可欲？息讼作为司法目标牺牲的是权利，不仅有实体的权利，更有程序的权利。我们来看看“零上访”的结果。零上访这一政策导向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形成了许多社会怪象。本人与许多法官、检察官有交往，其中不乏“管上访”的人。他们告诉我的一些事，听似笑料，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试举一二。
某州某公犯盗，被判两年徒刑，下山后不断赴宁、赴京上访，与截访官员玩游戏，颇有心得，截访官员莫不害怕，最后坐下谈判。不知耐心到什么地步，采取了什么手段，都不解决问题。主管官员最后摊牌：“你究竟要达到什么要求才不上访，请明说。”此公答曰：“一套房子。”官方同意，但有一个条件：从此不再上访。某公同意，遂以永不上访的一纸保证换到一套价值30余万元的住宅。这是几年前的事，相信现在此房产价值已经翻番。
一日与一法官闲聊，他说，某县一赴京上访者被登记在册，这被认为是该县政绩的一个污点，因此不惜花10万元将登记在册的名字勾掉。就在前几天，某县一赴京上访者被京警抓获，准备登记，为换取不登记，截访者当场交付2万元。一到所谓“敏感”时期，北京的信访官员不够用，调用地方人员临时赴京“助接访”，这似乎已经成为法外的制度。为截访与摆平京城信访的官员，许多地方都在北京长年驻有专门人员，这笔开销当是一个天文数字！
以“零上访”作为政绩指标的非理性在于，它不问上访者是否有理，而仅以上访这一事实作为指标，这是不公平的，这无疑对下级官员造成非理性的压力。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官员的行为不再以合法与否、公正与否为标准，而是以是否上访为标准。但是否上访的主动权不在信访官员手中，而是在上访者手中，结果是信访官员为无理、蛮横的上访者所掌控。我的一个近二十年前毕业的学生，长期做信访工作，某次在会上相见，当年才华横溢的一个人现在说话抖抖索索，完全失去了自我，真是令人伤心。
官员为上访者所“挟持”的直接后果是，规范不再有权威。既然“息访”是最高目标，在“初次”作出决定的官员手里，规范便自然被牺牲，最严重的当然是法官；上级部门或信访部门为了“息访”常常在规范外作出“恩惠”，受到伤害的同样是规范；在当事人那里，争取利益的工具不再是规范，而是官员的恩惠与自己的“缠访”，规范在他心中的地位自然下降；在社会大众眼里，规范因此成为欺侮老实人的工具。这只是理论上的推论。这一推论与人们感受到的事实是合拍的。我所遇到的所有的人，特别是法官，一个共同的感受是：法律的权威下降了！
法律是在判决中体现出来的，没有判决就没有法律；上访是中国宪法规定的权利，以“零上访”为目标就是以没有宪法为目标。所以，我的理解是，息讼理念下的“零判决”和“零上访”，实质上就是以没有法律为目标，没有权利为目标。
纪晓岚笔下的息讼妙法。息讼其实不是新鲜玩艺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粹，它已经流行了几千年。许多人对息讼赞许有加，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