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共蒋介石、毛泽东重庆谈判后签订了《政治协商会议协定》，后来组成了一个负责进行军事调停的由中共代表、国民党代表及美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
当时三人委员会的成员是：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将军。这个三人小组下设一个办事机构，名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对三人小组负责，也由三方面代表组成。
我方代表是叶剑英，参谋长是罗瑞卿，秘书长是李克农，饶漱石、滕代远，我父亲当时是山东军区的参谋长，同时兼任新四军参谋长，大概是熟悉军队情况的缘故，他也被紧急调往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
我父亲是1946年1月到军调部先后担任整军处长和军调部参谋长。国民党代表是国防部二庭庭长郑介民，美方代表是罗伯逊。军调部当时的任务是按照《政治协商会议协定》的精神制定国共两支军队的整军方案，使双方军队都有所缩减。
整军处也是由三方面代表组成，我父亲代表中共，国民党方面为参谋长蔡文治、少将董嘉瑞等。美方代表为伍克塞上校、辛格上校等。
做为整军处长，我父亲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也提出了整军方案，而且主动做出了姿态：中国共产党愿意将其所领导的军队由现有的数目缩编到二十四个师或至少二十个师，并将八个地区的抗日部队着手复员。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缩减。
这一年2月28日上午，父亲作为军调部参谋长随叶剑英到西郊机场迎接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
父亲和我聊天说过，马歇尔后来被描绘成脸谱化的坏人，其实并不真实，马歇尔给父亲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工作认真，身批皮领浅棕色呢大衣并执手杖。他虽然66岁，连日奔波还精神抖擞，尤其大概1米90多的个子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
28日下午在协和医院召开记者招待会。马歇尔很幽默，说自己的角色很为难。他拿在美国很流行的棒球运动做比喻，他自称只是双方的裁判员，只能评判，不能自己进来打。美国应国民政府之邀到中国参与此事，好像干涉别人的家庭事务，做的不好，就要饱受批评。因为打棒球的时候，双方都不愿意被评判，可是没有裁判员又打不起球来。所以执行的事希望双方都去做。
这个老人内心倾向于国民党，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比较接近，但马歇尔还要尽量使自己保持中立。
在机场我父亲见到了斯斯文文的张治中将军，张将军带着一幅白手套，显得尊贵而又彬彬有礼。他因为要赶去参加国民党二中全会，所以只给记者们十分钟提问时间。
父亲回忆起周恩来对记者的谈话显得既有感情又颇为机智。他说：“我是民国九年被捕释放后来到北平的，不久就到欧洲留学，算来离开北京已经二十六年了。年轻时来北平只是在陆地做着浅薄的观察，记忆中的北平美好壮丽，但这一次在空中观察北平，感觉就不同了。凡事记忆中都比较美好，但再到旧日旧地去看，就比记忆中的要逊色了。一切事物都在前进，要想回到过去，实在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轻松怀旧的讲话顿时拉近了与记者乃至国统区人民的距离。当有记者问起最近公布的整编军队的方案何以要迟到十八个月才能完成，周恩来很机智地回答：国军如此庞大，怎能在短期内使士兵复员。
父亲回忆到这段经历，还很深情地说，我们党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取得全国性的胜利，除去毛泽东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外，和有周恩来这样的统战和谈判高手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