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报告对训练班的准备工作及具体组织情形作了详尽的汇报。
报告的最后部分对训练班的作用、前景作了充分估计，写道：“根据我们现在已有的材料看来，的确证明(国民党方面)开办游训班的动机是包含着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真正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目的……我们的结论是这次参加游训班的工作，由于我们有坚定的立场，诚恳的态度，一般的说是有收获的，对统一战线有利的。”
在训练班，叶剑英不仅负责筹划全盘教育工作，而且亲自讲授“游击战争概论”这门主课。
其他的几位教官负责讲授游击战术和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
叶剑英每星期讲课两次，听众很多，有时达两三千人。
连国民党第九战区的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山赶来听课。
当然，来听课的人动机并不相同。
据沈醉回忆，戴笠听说叶剑英等在南岳讲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便设法派军统临澧特别班的两个副大队长到训练班工作、听课。
当时来听课的，甚至还有南岳各寺庙的和尚。
课堂容纳不下时，就在外面广场讲大课。
叶剑英上课时通常穿那套褪了色的军装，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他那精辟的见解，出色的口才，儒雅的风度，深深吸引住了在场的听众。
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要求再多讲一些。
叶剑英不仅讲游击战，而且讲军民团结，讲坚持抗战的道理。
有一次，他讲到军民关系，用鱼和水的关系说明进行游击战争必须要紧紧依靠群众，在敌后作战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群众。
汤恩伯在旁听了，用手指着叶剑英对学员们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打不过他们呢?因为他们同群众是鱼水关系。
叶剑英非常注重实践，为了锻炼学员在游击战争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民运工作的能力，他倡议各队利用节假日到乡间去，并且常常亲自带队前往，训练学员掌握实地宣传组织民众的方法，学习八路军的作风，密切与当地群众的联系。
游干班并不是风平浪静的港湾。
国民党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下，加紧筹划反共分裂阴谋。
汤恩伯的态度也随之有所变化。
训练班中的顽固分子借机寻衅，散布流言，制造磨擦，暗中监视中共人员。
他们不准学员个别接近中共人员，害怕被“赤化”。
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领导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训练班里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团结更多的抗日爱国军官学员，扩大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
在圣经学校礼堂的学员大会上，在例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叶剑英和其他国民党官员经常发表各自的抗战主张，有时观点相左，甚至发生争执。
一次，汤恩伯在学员“朝会”上公开说：“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种迹象表明，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令人产生怀疑。”
叶剑英立即上台发言：“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履行的，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也是矢志不渝的，不像有些人早上恭读总理遗嘱，晚上恭读总理遗嘱，天天阿弥陀佛，却不去真正进行实践，这样究竟对国家、民族有什么用?!”说罢离去。
这件事在整个训练班引起了轰动。
训练班副主任陈诚急忙赶来训话。
他貌似公正地说：“教育长与副教育长闹意见，是怎么一回事?古人说君子与君子无争，何以故?以能互让故也。
他们二人都不能互让，所以争起来了。
由此观之，两个都不对。”
叶剑英训练班面对各种逆流浊波，泰然处之，时时处处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与多数的国民党官员合作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