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往城外方向跑，途中遇到三四个人，便问：到湘江走哪里?因为刚出火海，搞混了方向。
有个人指着说：‘到湘江往右边走。
’我们沿着他指的方向，一直跑到湘江边，沿着江边一直走，走到天亮，长沙的大火还在烧，噼里啪啦的响。
我们好容易脱离了火海，当天撤到了湘潭。”
就这样，一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烧毁长沙市区房屋五万多栋，居民死伤两万余人，而敌人此时还在200公里以外!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这场骇人听闻的“长沙大火事件”，遭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
周恩来、叶剑英迅速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抗敌演剧队人员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
他们严厉批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拨款救灾，清理街道，安置灾民的办法，强烈要求惩办放火首犯。
同时为当“替罪羊”的张治中做解释工作，使张治中甚为感激，他说：“在各方面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
六、在南岳帮助国民党军培养游击骨干，动员佛道界抗日救国
长沙大火之后，国民党军撤出长沙。
叶剑英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到衡阳。
1939年2月，他奉中央之命，参与国民党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回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
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
这四句诗就是他与李克农等登临南岳祝融峰时所作，表达了坚持抗战、挫败顽敌的坚强意志。
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参加训练国民党军官的一个创举。
武汉即将失守前夕，朱德到武汉与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就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干班的建议。
1938年11月下旬，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向蒋提出这个问题。
蒋介石在会上说：“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并决定办游干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战法。
会后，周、叶就有关办班的具体问题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毛泽东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研究这一问题时表示赞成，要叶剑英去那里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传授游击战战术，并决定让他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加主办游干班。
叶剑英在衡阳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反复商量，决定抽调李涛、边章伍等，立即着手从组织上、教学上进行准备工作。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成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
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周恩来被聘为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
叶剑英接到通知后率领中共方面参加办班的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三十余人前往南岳报到。
1939年2月15日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
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包括：军事教育，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政治工作为主。
叶剑英借鉴红军学校办学的成功经验，强调教育训练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严格要求。
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讲义教材，都由他直接审定。
他还注意言传身教，并告诫全体工作人员：“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
他还亲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并书写张贴在八路军教官集体办公的第一教官室的墙壁上，用以自励和互勉。
训练班开课后，经过一段实践，叶剑英于4月23日写了《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情形报告》，派人送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报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