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于29日以“避寿”为名返回洛阳。
这一天，他召集会议，制定加紧进攻红军的军事部署。
张学良乘为蒋介石祝五十大寿之机，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起前往洛阳，同在那里为蒋祝寿的傅作义、徐永昌等，伺机劝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蒋固执己见，拒不接受，并对张学良大发雷霆，当众辱骂张不尽责“剿匪”，使张十分难堪。
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矛盾冲突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叶剑英在西安处境更加困难。
好在张学良及时透露消息，他将了解到的这些情报，连续电告中央：“张、阎、傅、徐到达洛阳不得任何机会提出意见，满腔抗日热忱，无处说也。”
西北局势日益恶化。
蒋介石为在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又从洛阳到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
他筹划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三十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准备亲自坐镇西安，继江西第五次“围剿”之后对中央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
同时，在私下秘密拟订对付张、杨的处置方案，如果他们违抗“进剿”陕北苏区的命令，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
叶剑英将获悉的蒋介石的行动和军事部署，及时报告中央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于12月1日致书蒋介石，揭露其内战阴谋，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战，“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但蒋介石不予理睬，一意孤行。
他委派蒋鼎文、卫立煌等担当西北军事、政治上的重任，削弱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权。
同时频繁调动30万大军集结于平汉线和陇海线上，要随时杀奔陕西，并且做好了调东北军去福建的准备。
张学良迫不得已，于12月3日，乘飞机去洛阳谏蒋，说部下群情愤激，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安抚。
蒋认为大军部署已定，命张先回，允诺次日亲赴西安。
这一天，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情绪抑郁，坐立不安。
半夜，让孙铭九请叶剑英到公馆来，紧急会晤，商量对策。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大批随从，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
他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剿共”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摊出最后一张牌，要么服从“剿共”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要么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去“剿共”。
张、杨均不同意，再次苦谏，又遭训斥，这就逼使张、杨最后走上兵谏逼蒋抗日的道路。
叶剑英见蒋介石到来后的西安形势日益紧张，即按中央指示，悄然离开西安。
临行前，张学良借给红军10万块银元，要他带走。
叶剑英说：“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当他到达保安城外的二十里铺时，远道来接的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早已守候在那里，笑眯眯地迎上前来。
叶剑英见到他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六、重返西安，力促“事变”和平解决
叶剑英到达延安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即召集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商谈。
会议尚未开完，即接到张学良发来的急电，“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
于是毛泽东决定让叶剑英马上返回西安。
这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最后跪地“哭谏”失败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
张、杨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并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
事变当天，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