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摆出这“三不利”与“三有利”之后，坚定地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勇敢的人要大胆地插向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他的这一番道理，说得精辟透彻，同志们听了以后心悦诚服，放弃了原来要在万安暴动的想法。
“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思想符合当时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组织武装暴动的精神，很快成了教导团南下暴动的战略方针。
这个思想，显示了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为了实现“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战略方针，叶剑英征得党组织的同意，于1927年9月底，只身离开教导团，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广州。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政变。
李济深不但掌握着军事实权，而且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主席和广东省政府主席。
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仍然坚持着斗争。
特别是“八一”南昌起义消息传来，更加振奋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
起义军离开南昌，以破竹之势沿赣江以东地区南下，向广东潮梅进攻，使李济深措手不及，急急忙忙调兵遣将去潮汕增援，广州城防空虚。
窜居香港的张发奎，正在等待这一天。
他根据叶剑英早先的建议，让黄琪翔率领第四军进到粤北，以援李“讨逆”名义，没打一枪开进广州城。
张发奎兴高采烈，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发表“凯旋宣言”和“革命演讲”，笼络人心。
他密切注视着南方战局，等待李济深与南昌起义军作战消耗之后，一举消除异己部队，掌握广东政权。
此时他看到足智多谋的叶剑英回到自己身边，如虎添翼，十分高兴，便继续留他在自己身边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
为了秘密地开展起义准备工作，叶剑英按照接头的时间、地点和信号，首先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黄锦辉同志。
黄锦辉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过东征，1926年周恩来调离广东后，他负责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
叶剑英与黄锦辉秘密接上头，向他汇报了教导团随军南下和此次单独来穗的工作情况，以及准备参加广州暴动的设想。
黄锦辉听完以后，肯定了他的工作，向他介绍了广州的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最近一个时期的指示和工作部署。
当时，李济深和张发奎的冲突正在加剧。
9月，中共中央已明确指示要发动广州起义，并且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利用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积极做起义的准备，要纠正过去消极等待贺龙、叶挺南下部队配合起义的思想。
省委正准备“组织和扩大工人赤卫队”，“煽动敌人军队使之破碎，并站在工农方面来”。
据此，黄锦辉交代叶剑英首先要站稳脚跟，要在张发奎的第四军立住脚，掌握敌军动态；其次，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事先准备好暴动的武装；再者，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
最后黄锦辉嘱咐叶剑英，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处处格外小心，不能露出马脚。
叶剑英了解了党的意图，心情异常激动。
不久，南昌起义军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扑的情况下，撤出了汕头。
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相继转往香港。
广州地下党组织派叶剑英秘密前往香港，找到了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交换两地革命斗争的情况，了解到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正在总结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商讨了举行广州起义的问题。
叶剑英返回广州后，很快向黄锦辉作了汇报。
叶剑英同党接上头，并不断得到党的指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