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得敌兵蒙头转向，四散逃走，又赶上前面河水暴涨，敌兵纷纷缴枪投降，俘获3000余人，缴械1000余支。
大本营表彰此役胜利。
孙中山于7月《复邓演达函》中写到：“敌人来援惠州之军已被张民达完全击灭，我宜乘胜速下惠、潮，则广东从此……太平，而北敌亦不敢再犯广东矣!”陈炯明退守惠州，调集叛军，兵分三路，出击并进窥广州。
8月23日，孙中山迁大本营于石龙，亲自督师东征，命许崇智为中路指挥率部驻守博罗。
叛军总指挥叶举趁东征军立足未稳之机，集中5000兵力，先行袭击博罗。
这时，适逢连天大雨，东江水涨，博罗地势低洼，许崇智部被洪水围困，无法出击。
而叛军利用天时地利，占据城北高地，连夜向城东西两面包抄过来。
许崇智率部坚守十余日，伤亡惨重，粮尽弹绝，危城告急。
孙中山急调左右翼滇、桂军前去解围，但这些军队索粮要款，延宕不前。
眼看博罗就要陷落，孙中山又急命第八旅前去解围。
叶剑英又面临一场新的考验。
他和张民达接到命令后，分析敌情，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命第十三团全团猛攻叛军后方据点平山，乘胜占领淡水镇，直逼惠州。
叛军只好从博罗分兵增援惠州。
博罗守军乘机突围出击，叛军败退，博罗之围遂解。
张、叶所部乘胜追击，配合友军，于10月3日攻取博罗以北的重镇河源，截断敌人的水上交通。
孙中山认为收复河源改变了敌我态势，甚为满意，颇为乐观。
10月29日，他在广州大本营对各界人士发表演说中特意提到此事：“现计陈军三数万人，右翼由河源攻回龙，正面则在惠州马鞍，左翼则在淡水平湖，意图大举，故此次实为生死最后的决战。
幸河源方面敌人已被我军扑灭，惠阳亦无事，惟有小部分陈军窜入广九路线新安、平湖一带，大抵数日亦可击退。”
张民达、叶剑英在参加围攻惠州战役中日夜奔驰，历时半载，打了许多苦仗硬仗恶仗，击溃敌人数次进攻，受到许崇智的嘉许，报请大元帅给张民达记大功两次。
但是，各路讨贼军心怀异志。
滇、桂军无心恋战，不但不积极进攻惠州，反而在叛军攻击下，节节败退。
致使孙中山大本营又不得不从石龙移设于石滩车站。
11月12日，叛军攻占石龙，石龙滇军、桂军纷纷向石滩退却，溃兵如潮。
西路讨贼军总指挥刘震寰无法制止，也只好退走。
这时，惟有张民达、叶剑英的第八旅和少数部队抵挡敌军，紧紧保卫着大本营。
叶剑英告谕八旅官兵说：“我们无论如何要稳住阵脚，誓死保卫大元帅!”孙中山看到情况危急，亲自出面阻止败兵退却。
他在石滩车站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亲笔书写八个大字“我在石滩，退者枪毙!”当时滇、桂军有些官兵不听命令，竟向孙中山乘坐的专车开枪，企图夺路而走。
孙中山镇定自若，一直坚持不动。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张民达、叶剑英指挥部队一方面阻止溃军，保卫孙中山，一方面继续抗击叛军，且战且走，保护孙中山安全返回广州。
经过这次战斗，叶剑英感触颇深，后来回忆说：“那次打了个败仗，从博罗退到惠阳，后来一直退到广州近郊，退了几百里。
孙中山亲自督战，他的座车停在桥上，车上的玻璃窗都被打破了。
情况十分混乱。
但孙中山先生仍坚持督师不后退，最后左右参军假传命令，叫司机把专车开走，悄悄退回。
从这件事情上，说明了中山先生为了革命事业，丝毫不顾及个人生死的英勇精神。”
第八旅从进军福建，攻克水口，转战潮梅，大战言岭关，到解围博罗，克服泰美，一直到最后固守石滩，变逆境为顺境，化险为夷，连战皆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