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殖民地利润的不断输入，越来越多的人员离开了生产部门，成为靠“剪息票”分红的食利者阶层。到20世纪初，英国无所事事的食利者达到100万人。他们终日寻欢作乐，骄奢淫逸，而且还要大批人员为他们服务，其时，光在私人家庭当婢仆的就达120万人，占具有劳动能力人数的八分之一。
这时的英国社会，弥漫着种种极为糜烂的生活风气，最典型的就是猎狐、赛马、打高尔夫球。为了猎狐，常常毁坏许多作物，良田变成了猎场。为了猎狐，又需要很好的良种马，于是酷爱赛马又成为时尚。是否拥有名贵的马，反过来又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当时有画家说，有的绅士宁愿用50个钱币来画自己的马，也不愿出十几个钱币来描画自己的夫人。有的议员开会时还念念不忘参加狩猎。一个勋爵在议会开完会后，居然连夜骑马赶回庄园，以免影响第二天的狩猎。此人养有猎犬达30只之多，每年花费不下5000英镑。
英国人玩乐的兴趣，还不局限于本岛，玩乐的花样也无所不有。当时有美国人这么写：“英国人似乎具有比其他任何国家人更充沛的精力。他们击拳、跑步、打枪、骑马、划船、航海从北极到南极。他们吃、喝，在露天下欢快地生活，用一阵酣睡隔开一天和另一天。他们以尽快的速度走路和骑马，头向前倾，似乎有什么急事在催赶。每个有身份的英国人，只要一学会开枪，就以打猎为能事。他们是世界上最贪得无厌的猎手。一到季节，英国贵族就出外到乡间，去打猎，去捉鱼。身强力壮的就跑出海岛，去欧洲，去美洲，去亚洲，去非洲和澳洲，去发疯地狩猎，用枪，用陷阱，用渔叉，用套索，放狗，骑马，骑象，骑骆驼，去猎取自然界的一切野生动物。”
那些贵族们，不仅没能对国家的事业做出贡献，反而带来了对社会有害的种种不良时尚。他们追逐声色犬马，追求悠闲舒逸，自恃血统和门第，自以为高贵优雅，气度不俗，待人傲慢矜持。他们嘲弄繁杂吵闹烟雾弥漫的城镇工业区，鄙夷为生计或金钱奔忙的实业阶层。由他们造成的这种浮华不实的风气，反倒成了19世纪英国大众的价值取向。那些暴富发家的工商巨子，也纷纷以这种生活方式为模仿样板，常常在事业腾达之时急流勇退，将在工商实业赚来的大笔财富投到猎场和田庄，而进取心和创造力则被磨蚀，节俭廉朴的美德日见削减。
英国人的优越感倒不是看不起别人，而是不在乎别人。他们自以为守住了一方天下，因而不再愿意和其他国家竞争。“光荣孤立”政策实行后，更强化了英国绅士“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理。别人所做的事，哪怕就在眼底下，他也认为与己无关，无暇顾盼，一心一意专注于自己。曾有美国人评价说：在英国人那里，“每个人都不计及旁边的人，而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走路、吃喝、穿衣、打手势。他确是在忙于自己的事而没有去想到旁人。在这个有教养的国家里，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方便。这个岛国的居民每个人自己也成了一个岛，安全、宁静、不通声气”。由于只是自顾自盼，当然也就难以看见别人的进步了。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尺子去度量别人的步伐，甚至还用别人过去的尺子去度量别人现在的步伐。
19世纪后期的英吉利民族就是这样，他们津津乐道于绅士做派，向往着贵族式生活，整个社会都形成了一种向上看的风气，所谓下层模仿中层，中层则追随上层。传统成了评判新生事物的标准。四平八稳，老成持重，循规蹈矩，温文尔雅，成为评判人的标准，也成了民族特有性格。附庸风雅、矫揉造作，成了所谓“上流社会”人物的通病。据说有个英国制造商，收到美国友人关于科学经营的书，不屑一顾，回赠对方一本拉丁文诗集，以显示自己“高雅”不俗的气度。但是，就是在英国贵族的这种所谓自得和矜持之中，国际局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英国人贵族式的生活面临着外部力量的强烈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