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由农耕化民族建立的跨区域大帝国。所谓农耕化民族，是指那些正在或刚刚由游牧民族转变而来的农业民族。它们具备双重优势，既吸收着农耕文明的先进因素，又保有游牧民族机动性强、扩张欲强的特质，因而往往能建立地域广袤和影响深远的世界性帝国。这些农耕化民族多发源于农耕文明边缘地带，从一个弹丸之地逐步展开对广大地区的征服。它们版图的庞大，它们对当时国际格局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它们对世界历史所打下的印记，往往还超过第一种类型。如小亚赫梯帝国：鼎盛于公元前16至前12世纪，因其最早传播驭马技术和用铁制铁文明而载入史册。波斯帝国：前6世纪兴起于落后的伊朗高原，作为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世界性帝国，维持了两个多世纪。这个帝国的世界性还表现在，它造成了东西方世界的早期对立和东西方文化的最初差异。亚历山大帝国：前4世纪后期旋起旋仆。处在希腊文明边缘的马其顿王国统一希腊后，其国王亚历山大十年征战，几乎占领当时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的所有文明地区。亚历山大帝国建立，有利于东西方文化融合，将古老的中东文明地区带进了希腊化时代。罗马帝国：起源于落后的意大利半岛，前3世纪开始扩张事业，最终建立了一个囊括地中海所有地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对后来的欧洲历史和文明有着深远影响。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阿拉伯国家形成后，很快从落后的游牧性质半岛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也是世界历史上东西跨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在阿拉伯帝国原有版图上形成的阿拉伯世界，今天仍是世界上重要的国际力量。
其三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发起冲击时，虽然双方的社会发展状态优劣分明，但当农耕世界因内部矛盾而出现力量弱化时，游牧民族则因驾驭战车或马，因其生活特征而游动能力强，从而具有较强机动性和战斗力，它们往往成为军事上的胜利者，摧毁或削弱农耕国家，并建立一些大的帝国。如安息帝国：公元前3世纪由伊朗东北部游牧民族所建，长期与罗马帝国对峙。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由中亚游牧民族建立，曾以印度西北部为统治重心，是当时世界上并立的四大帝国之一。蒙古帝国及其后裔：13世纪蒙古人横扫亚欧大陆，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最大冲击，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后分解为四大汗国和其正统元朝。帖木儿帝国：最后一个游牧帝国，14、15世纪之交称雄于亚洲中西部。游牧民族破坏性极强，金戈铁马所到之处，遍地残垣断壁，陷被征服地区于深重灾难之中。它们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往往只是刀光剑影下的短暂组合，缺乏统一帝国所需的经济文化根基。帝国如能在新入主地区很快向农耕转化，它就可能维持较长时间，如安息帝国；若不情愿向农耕民族转化，仍以野蛮方式掠夺被征服地区，就会造成与被征服者的尖锐矛盾无法化解，形成激烈冲突，其生命就会很短促，如帖木儿帝国。从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角度看，游牧民族纵横驰骋，远程移徙，有助于传播和融通各地文明，打开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促进世界整体化进程，但对改变传统农耕文明性质的作用不大。进入15世纪后，游牧民族的冲击渐趋平息，其历史使命宣告完结。
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和海道大通，人类居住的地球逐渐通过海洋连成了一片。西方社会开始发生巨变，先是将自身、进而将世界引向了近现代文明。近现代历史迄今不过500余年，大国蜂起并争雄称霸却贯穿于始终。由于视野拓展和交通发达，近现代大国争夺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周围地区，而是整个世界，大国的博弈和较量因之便成为近现代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态势。从本质特征看，16、17世纪的早期西方大国仍有很多传统元素；近代东方大国则完全是传统型的；18世纪后西方大国逐渐具备较为彻底的现代性。所谓现代性，就国家性质而言，是指国家的民族性，即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整个民族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统治层或领导者更多的是国民利益的代表，他们与大多数国民之间虽然也有矛盾冲突，但截然分明的社会对立逐渐退隐；就社会发展的内涵而言，大致包含了经济发展工业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思想精神自由化，国家机器理性化，公民社会平等化，社会协调机制化等。这种现代性大国，能够比较完整地铸就国家精神，比较自由地表达国家意志，比较充分地施展国家力量，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鲜明，在整体上与国家的行动比较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