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有余力对全国的情况及时做出考证。统计局的官员也不可能将实情详加禀报。不过毛泽东还是强烈地感觉到弥漫在全中国的饥饿。就连他自己也已经九个月没有吃肉，营养不良已经使双脚浮肿起来，甚至不能穿进鞋子。抚今追昔，毛泽东只好承认失误。1961年9月29日那一天，他出人意料地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政治局的常委，信中说自己和整个中央委员会“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
毛泽东这时所说“六年糊涂”，是指他的人民公社的政策，也即1956年农村高级社的成立至他眼前的1961年，包括曾经势如破竹的人民公社的整个历程；把土地产量夸大几倍甚至几百倍的“浮夸风”；财产的所有制由小集体向大集体、再向全民转移的“强迫命令风”；供给制度和几百人在一个公共食堂里一起吃饭的“共产风”；还有“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一封紧急指示信中，将这五种“糊涂”称为“五风”。事实上，至少在十个月前，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糊涂”。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也不可能写出那样一个“紧急指示”来发给全国。到了1961年11月15日，毛泽东终于说：“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十三天后，他又用党中央的名义发出公开批评自己的指示，他写道：“毛泽东同志……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毛泽东把扭转局面的最紧急的任务留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自己从激烈的前线退至后方。他离开北京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考虑更加长远的问题。他选的地点是中国最南部的省份广东。在那里，他搞了另一个文件，叫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试图在经历了一番挫折之后重新规划人民公社的道路。由于它的主要内容分为六十条。所以，后来全中国的人都叫它“六十条”。文字的修改过程，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万般留恋与欲罢不能之情，这种感情令他在最初的文件里仍然保留了“供给制”、“大食堂”，以及加快向大队所有制过渡之类的内容。这是他自己非常珍爱的创造。不过，后来当他更进一步地意识到自己的“糊涂”之后，便下决心忍痛割爱。6月，他删去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他又承认，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这是一个严重矛盾。为了既能解决眼前的矛盾又能保持长远的道路，毛泽东决定在人民公社中建立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这就是后来大家认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毛的时代，这是农村里一个根本的制度，毛说，“至少七年不变”。后来又把“不变”周期延长到“三十年”。他是一向喜欢用这种口吻来宣布政策的，比如他还在周恩来写到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句话旁边，加了一个批语说：“至少二十年不变”。
“六十条”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成熟制度，这是人民公社理想与务实原则的奇异混合。可是饥饿的农民现在个个有气无力，不要说人民公社，就是望着维系生命的土地，也打不起精神。好大喜功且花样百出的基层干部现在不得不迁就“人要吃饭”的事实。他们将土地分给农民去耕种，讲明收获多少听由自己获得，并且为这种土地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救命田”。对于人民公社来说，这就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数年前李云河之包产到户的幽灵再度复活，1961年初春时节起于安徽，接着就在各个省区徘徊荡漾，不久便形成不小的声势。据说安徽全省每十户农民当中即有八户参加包产到户。其余如甘肃临夏，以及浙江和四川的局部，十中有七。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全省，十中有四。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亦有大体同样的规模。到了1962年5月，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认定，全国包产到户者至少已占有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也即大约二千万农户和一亿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