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话要他的下级陈云去想办法。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此时正拖着多病之身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休息。于是，事情转由薄一波带着几位管理粮食的官员去完成。就在这些官员煞费苦心想方设法的时候，告急的报告又接二连三地呈来。事情果如粮食部的报告所预料，京津二市原本需要七亿五千万公斤小麦，可是只能收到五亿公斤，城里人在三个月内把这些粮食买去一半，却要用另外的一半来维持八个月的生计。9月4日，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私商得悉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两个小时里把市场上的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做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二十五万公斤。又几天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情势如箭在弦上，混乱一触即发。北京情急火燎地电告东北，需二十一亿公斤粮食入关。东北三省向有“粮仓”之誉，照理将粮食运抵京城救急不应成为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却说只能运来七亿公斤，而且不知何时才能启程。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陈云再也没有养病的闲情。他回到北京，对他的同事坦言，他挑了“一担炸药”，前边是黑色的，后边是黄色的，“都是危险家伙”。陈云说，如果他搞不到粮食，城里人要爆炸；如果他强行征粮，乡下人要爆炸。
毛泽东显然被陈云描述的事实所震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看来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即令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城市，他对于自耕农户的增产能力也至为怀疑。10月2日，毛泽东严肃地告诫政治局里的同事，说在共产党的面前岂止是一担炸药，分明是一场战争，“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看来这一仗的艰难不次于与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对抗，因为他在二者中间必择其一。
实际上，在这一年的十月初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时候，选择已经作出。前一天晚上本为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上万民同庆，人民朝着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不住地欢呼。这座城楼上并不仅仅只有检阅的站台和雕栏，在纵深一点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殿堂。党的领袖们此时聚集在这里，陈云拟出八种办法供大家选择，“统购统销”为其中最严厉的一种。最后大家一致认定，非此种严厉手段不足以度过危机。
两周以后，“统购统销”为政治局批准。由政务院也即当日的国务院发布命令，将此方针昭告天下。粮食市场随即一律关闭，而由政府取代其责，只有西藏和台湾不在其中。这一方针的要旨在于，买卖粮食乃是政府专有的权力，其余均为非法。农民必须依照政府所定之数量、品种和价格将自己的收获卖给国家。纵使荒年减收亦不可免，是为征购。假如农家由于荒年或者政府征购过多，而至自家粮食不足食用，则政府在核准之后会酌情提取国库存粮卖给农民。这种做法有一个无论百姓还是官员人人皆懂的说法，叫做“返销”。城里人亦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购买粮食，其配给之数量，因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居住地区的差异而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城镇中的大约五干万家庭，每家均有一个购粮本，凭借粮本方能取得粮票。本中细细注明家庭所有人员的情况，以备核查。如果不能出示粮票，则无论有多少钱也不能买到一片面包。这种制度在中国奉行二十二年之久，始终颠扑不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方有人提出疑义。
不过，用这种近于强迫性质的制度将粮食置于政府的掌握之中，是要冒着农民离心离德的危险的，实行起来在技术上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日乡下的自耕农户多至一亿一千万，数量庞大而又居住分散，无论多么有效率的行政组织，根本无法知道每一农户的丰歉多寡，即使知道了又如何逐户征取无误？假如农民纷纷隐瞒产量藏匿粮食，政府又能以什么办法加以应对？
我们的政党和政府既以组织见长，当然还要从组织的途径去寻求希望。毛泽东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来完成这一切。他将“互助合作的粮食征购”并提为改造农村的一翼，即把散乱的自耕农户收拢为若干规模较大的合作社，以此掌管着农民全部的生产活动以及生活消费，由党的坚决信奉者出任合作社领导，其尊严又足以控制乡里农民的意志。对于政府来说，掌握合作社也就掌握了全体农民。1953年12月，几乎是在发布了统购统销命令的同时，共产党又制定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合作化的进程自此大大提前。这局面被毛泽东形容为“太多的小辫子梳成大辫子”，这样一来，他所主张的“一翼”之战略，也就可以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