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949年立国，至50年代初期，其组织力量已经完整地渗透乡间。党的工作队员无偿地剥夺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土地，在贫穷的农民中重新分配。这件事随着军事力量的推进，由东北、华北展开，而至华东、华南和西南，这时也已大体结束。根据新政府的统计，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得到了土地。这样，连同原有的产业，每户即拥有田产10亩以上，同时每两户人家还可共同拥有一头牲畜和一张犁。作家周立波在他的小说里面说，这是席卷农村的暴风骤雨，他的故事如泣如诉，看上去是对这些激动的农民的一首赞美诗，直到几十年后还为人津津乐道。然而在农民的眼里，经济的恢复以及终于不再挨饿，才是一首真正的“赞美诗”。
周恩来一定理解了农民的这种心情，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警告说，“没有饭吃，其他一切都没有办法”。接下来的情况令党的领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少数富家的没落和大多数贫家的拥有土地，是推动乡间劳动热情的重要一环。第二年粮食就获得了丰收。第三年的情况看上去更好，五亿饥肠辘辘的乡下人在这一年里足足多吃掉一百七十五亿公斤粮食，某些地方甚至有了存粮。孩子不再号哭，老人不再哀叹，男人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点血色，女人们又开始放开肚皮，在那两年里生了四千二百五十四万九千七百四十个孩子。穷人们把共产党当作普度众生的活菩萨。数万名工作队员走在乡下的时候，每一个人身后都会有一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跑来跑去，真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你若说地主还想着“变天”，他就恨不得把地主撕成碎片；你若说新的富农已经出现，穷人又要卖房卖地再次成为穷光蛋，他就会气得周身颤抖；你若说大家把土地耕牛犁耙锄头都归到一起，组成互助小组，力量更大，收获更多，他就会激动不已，欣喜若狂，并且相信这是惟一的希望。其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的精神力量，使耳闻目睹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不过，若单纯以数量来衡量，这时候全国的农业初级合作社仅为三百个，半年后约三千个，又一年后也即1953年的冬季，为一万四千个。这种情况可以证明，尽管毛泽东在精神上强硬地坚持以合作化去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但是，迟至1953年冬季，他还没有急于来发动这件事情。依照他的本来计划，社会主义的高潮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会到来。
但是，计划与实际常常不能相符。这一年的冬季，一个重大事件逼得党的领袖们几乎是一致采取了加快合作化的步骤。新的决议力促农民将原来的互助组合并，以形成更大规模。新组织的要旨，已经不再是亲戚邻里间的换工合作，换句话讲，不是“互助组”，而是要将每家土地作为股份联合在一起，人力亦组成集体，统一耕种，土地上的收获则由农家依据劳动优劣和土地农具的多少来分配，即史家所说“初级社”。党的官员和报纸的编辑喋喋不休地告诉农民，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不再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就一般的逻辑来说，这样的解释并不为错，可是，按照胡绳在三十六年以后的说法，当时改变中国农村时间进程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在这个地方。他说，“问题是从工业化引起的”。
历史学家常用意识形态的原因来解释乡村公社化的进程，似乎很少注意到利害的机缘。事实上不论多么理想主义的政权，都无法离开物质的基础。这在共产党开国初年、政权尚未稳定的时候，更有其客观的必要。国内万象更新，连续几年没有战事，工业渐渐繁荣，城市人口膨胀，政权机构亦迅速地扩充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将大范围地展开。然而情形并不乐观，因为所有的辉煌都不会离开一个东西，这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如果没有了粮食，人的生存都会失去根基，政权亦将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可是现在偏偏就为粮食的匮乏所困扰。
依照乡下收获的时令，城里粮食的收支以夏季为一个周期的起止。眼前这个周期里面，政府从农民手里收进的粮食虽然增长了百分之八点九，可是城里人的消耗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六，这就难免使粮食收支形成巨大的赤字，唯有以库存相抵。到了1953年的夏季，国库存粮已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水之大，为百年来仅见，夏粮的减产已成定局。这情况由粮食部在6月2日呈递中央，经济专家和各省书记齐集京城会商对策，结果无人不能体恤“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