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凤阳县的五十万农民都属党的县委员会统辖，因之对县委官员的任何一种指令都必须服从。依照中国的人口管理和户籍制度，作为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里的属民，农民也没有离乡背井的权力。有鉴于大批饥民涌入城市，对于城里人的物资供应、生活秩序、街头景象，以至社会主义的形象都有着极大威胁，所以政府上下一致认为，应用强制手段驱赶他们回到自己家里。凤阳有一天被遣送回来的乞丐竟多达五千人，即是基于这种不成文的法定理由。看来，党中央的号召和政府的联合攻势发生了作用。就在1977年农历年末，也即阳历公元1978年1月，凤阳县新任县委书记陈庭元在一个早晨出县城赶到临淮关。此关倚巫山，临淮河，旧时曾是淮盐集散地，盛名远播，而今却已沦为乞丐集散地。县委书记在这里看到的是刚刚从江浙一带被遣送回来的叫花子，衣衫褴褛，垢面蓬头，寒风中一堆一堆蜷缩在一起。因为冷，更因为自身的犯罪感和这位父母官的到来引起的恐惧，他们瑟瑟颤抖。陈庭无本来是应当长出一口气的，因为终于又有一批他治下的百姓加入他的学大寨的行列，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行政的管制纵使能有效控制农民的躯体，却不能驾驭农民的灵魂。
令他终于大彻大悟的时刻，是在旧历腊月二十七。这一日，他和安徽省省委书记王光宇一道进入前王生产队，偶遇史成德的妻子。史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于五十年代初赴朝鲜作战，又作为“最可爱的人”凯旋归国，现在，他正领着孩子浪迹天南海北，据说已行遍大半个中国，所以人称“长脚老史”。“最可爱的人”沦为乞丐，留下自己体弱多病的妻子在滚滚风尘中艰难地翻耕土地，这叫共产党的两位书记顿生恻隐之心，于是找来铁锹相助。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我们的国家一向视官员亲耕为崇高道德的表现，更何况此情此景并不同于种种演戏般的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它确属两位官员发自内心的见义勇为。依照常理，百姓对于这一场面的反应必是纷纷闻讯赶来，或含蓄或热烈地抒发感激之情，甚至应该激动得热泪盈眶。然而这一次陈王二人感觉到的只是一种强烈的冷漠，人们远远地望着他们，满脸的木然，甚至无人上前施以援手。
在我们的国家中，像王光宇这样的省委书记有数十个，像陈庭元这样的县委书记有两千多个，他们或间接或直接地管理着几万万农民。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专靠北京发出的空泛号召是不可能的，其要旨在于通过全体干部集团的和衷共济，以主义和道德的力量去动员各自的属民，行政强制的手段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当一个官员仔细查看他的辖区时，他更可以发现，不论精神的攻势与行政的管理如何无隙可击，农民的世界中有一个领域是官员们永远无法干预的，这就是人心。陈庭元所遭遇的冷漠不消说令人悲观，“主义”与“道德”的力量已难以令农民激动，反而使整个集体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姓的无动于衷，与其说是对着两位官员的善举，不如说是冲着整个公社。比如陈庭无惊讶地发现，当生产队长吹响上工的哨子时，社员并不开门，他们只把一双眼睛放在自家小小的窗洞后面，静静地张望，有时就这样左顾右盼几个小时不肯出门。另一件事是几乎每个犁地的社员都要躲开土地的边角只在地的当中转圈，其本意在于尽量减少自己的劳动，但这样一来，就把公社的方块地犁成了圆地，因而使公社实际的土地面积大为减少。更令陈庭元伤感的是，他看到公社的耕牛全都没有了鼻子，只在嘴的上部朝天挺着一个大大的黑洞。因为社员们都是用很粗的铁丝穿过牛鼻恣意拉扯，直扯得可怜的耕牛鼻破嘴豁，浓血一团。细心的陈庭元甚至还看见苍蝇在溃烂的牛鼻子上嗡嗡地生产蛆虫。
党的方针不允许公社社员沦为乞丐，而公社社员对党的方针又是如此缺乏诚意，这使得陈庭元和所有像他一样熟睹下情的地方官员深为不安。他们发奋力挽狂澜，却苦于无力回天，只好自己坚守在公社的营垒之中，静待社员的觉悟。殊不料社员的觉悟竟是以他们无从想象的方式表现出来，时间是在第二年的年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公元1978年12月，也即中国旧历戊午年冬月，小岗的事变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今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在更大的范围里发生。在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用自己的生死为赌注，对未来作出抉择的这一个夜晚，他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为近二十年的人民公社划了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