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节可以证明，社员的冬闲外出和春忙回归，乃是不得不为之的谋生方式。为了自己以及后代生命的延续，农家作了另外的一种设计：吃外面的，省家里的，回来还能带回一点。这种惨痛的生活经验后来被党的官员判为“反革命谬论”，对之大动干戈。1977年5月，凤阳把具有这种经验的全体社员集合起来交代问题，总计八百六十一人。所有人等不许交头接耳互相包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对付政治上的敌人的办法，中国人有一个生动的说法来描述它，叫做“背靠背”。但是在凤阳的这个学习班上，“背靠背”的结果证明，农民的设计更为精当有效。从1976年12月下旬，也即党中央号召再掀农业学大寨新高潮的那个月，这些人出游行乞，至1977年4月被强迫送返乡里，共讨得二万二千零七十四元九分现金和八千八百二十二公斤半粮食，其收入大大超过他们过去一年战天斗地学大寨所得。
这一事实显然具有讽刺意味，人民公社给予社员的一切不足以令其维持生计，而社员向往的“分田到户”又为人民公社制度所不容。所以他们宁愿选择流浪行乞的生活。这种弥漫在农村下层中间的失望和悲观情绪，与北京人民大会堂里面的灿烂辉煌和乐观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老百姓公然撕去伪装，将自己的真相显露出来。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面的夸夸其谈，看上去成了掩盖当时痛苦现实的遮羞布。政治口号与下层情绪之间的不相协调，因之更加表面化。我们庞大的国家本以精神力量为施政的基础，依靠万众一心或疾或徐地运转。听任现在这种状况的发展，在中央政府是失控，在地方官员是失职。所以，凤阳在1977年年末将十一个乞丐“要犯”提至公堂批判，其后将徐、范等人撤销职务，又在党内给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另外一位会计虽未亲自出走，但他利用职权给乞丐开具证明，有支持纵容之过，也予撤职。另一社员则属屡教不改，罪不容赦，当场由警察拘留收监。所有这些程序均为公开进行，并伴有数千人的批判大会和乡里亲朋瞩目下的游街示众。
此种打击的主旨无疑在于杀一儆百。中国向有法不责众的古训，而当日有违党的宗旨的行为又如此普遍，以凤阳的状况而论，有过行乞行为的农家已十有其八，即使用最敏锐的阶级斗争眼光来加以分析，亦不能将这些人统统地等同于想象中的敌人。这一点在当时已经由凤阳县党的委员会所承认。在1977年的夏季，他们将自己属下的乞丐大军加以分类，结果证明那里面有百分之一点五是党员；百分之五点二是团员；百分之五点九是干部；百分之八十六点六是社员；而在每一百个叫花子里面，真正可以指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不足一人。党员和干部在乞丐中的比例，大大超过了他们在农村总人口中的比例，党在农村中的中坚力量贫下中农，也愈来愈多地离开了既定的道路，这对我们庞大的人民公社体制和正在掀起的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是一个至为危险的信号。在这种局面下，打击少数人以对千百万人施以严重的警告，乃是一种必然选择。
然则事态已经发展成为全局规模，局部的杀一儆百已不足以达到初衷。所以，到了1977年年末，打击叫花子终于演变为全国范围的联合行动，它包括上至国务院的紧急命令，由省到县大大小小政府官员的紧急动员，以及数百城市公安警察的一起出动围剿。只不过，公开的舆论对此保持着沉默，所以城里人感觉不到这种弥漫于农民头上的紧张气氛。两年以后，党的公开出版物才把这些事情透露出来。这些调查材料说，中国农村下层百姓中，至少有两亿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们分布在二十二个省区，在地域上横跨中国大陆东、中、西三个地带，其中包括山东南部、福建西南与东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陕西湖北河南交界区、四川湖南贵州湖北交界区、江西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以及西藏的全部。饥民的队伍庞大无比，以至需要城市和乡村的官员和警察们一起动手，强迫他们还乡。这样，就有数千属于凤阳的叫花子们在这一年冬季被押送回来。他们未能回到家里，便先在于部的监视下走进公社的会议室，接受批评，流着眼泪检讨要饭的可耻，并且把自己伸手要来的财物又伸手交给公社。12月的第一周，一个叫做黄湾的公社，从五十九个乞丐手中收缴的这类财物，包括八百四十一元八角人民币、三百二十六斤粮票，以及五百五十一斤粮食、二百一十二件衣服和二十双旧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