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和指导者
五四运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国内政党支持与否，它必然地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多面向地向深层次发展。如前所述，前五四时期，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重要性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但随着五四运动各方面力量的展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发生了一些转变，一改原来对运动淡漠、旁观的态度。1919年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孙中山曾应邀到会演讲。他说：“宋代有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今日有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学生不能安心读书，挺身出来干预政治，总是由于政治太坏之故。从五四运动以来，不一月间，学潮弥漫全国，人人激发爱国良知，誓死为爱国的运动，整个社会蒙受绝大的影响，使顽劣的北京政府也不敢撄其锋。此一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收效一定更为伟大而长远。”[13]如此高度评价五四运动，不啻是对学生运动的极大支持与鼓舞。
孙中山不仅对五四爱国运动有认识上有所转变，对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知识界掀起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也能给予辩证的评价，认识到思想观念的革新对于革命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人是观念的囚徒……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是观念的革命。观念革命是对既定价值的一次全面再评判，它把人的精神从旧思想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说，是观念革命造就了人的更新。”[14]任何国家要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观念变革，造就一代新人。鉴于此，孙中山在1920年1月《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曾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15]
这是被研究者反复引用的一段话，借以说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看重。应该说，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高度评价并非哗众取宠、赶时髦。但孙中山欣赏和理解的主要是五四爱国运动，对思想革新之推动社会改革、政治革命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对舆论的力量也有较充分的认识，但他对张扬个性自由、提倡白话文、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根本上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从新文化运动中得出的直接结论是要加强舆论宣传工作以造成群力。他指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我们国民党这几年用武力的多，宣传的奋斗太少”，现在要改变这种弊端。因为“中国的大事业太大，要用四万万人的力才容易做成功，不是一两个人的力可以做得到的。”“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是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16]1919年6月18日孙中山在《复蔡冰若函》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