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国内最大的党派无心也无力领导中国革命，时代呼唤另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产生。早期共产党人蔡和森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对中国国民党无心和无力治理国事的一种强烈回应。1919年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辛亥革命后民族觉醒的表现，可是，“国民党站在以外不闻不问。而这证明国民党是不能领导革命了。”这时，孙中山“只注意护法，使革命运动愈走愈狭隘，而只注意军事及广东了，对宣传组织民众往往是不注意的。一个革命的政党在革命的高潮中完全不能领导，可见他快要死亡了。这就有利于新的政党的产生，中国革命需要组织各派力量以反对帝国主义而引导革命的党了。所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9]虽然蔡和森撇开经济发展、时代背景和阶级基础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过于简单，宣称国民党“快要死亡了”也有异党相轻之嫌，但谁也不能否认，当五四运动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淡漠国事是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的王光祈在1918年6月30日发表的“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况”中也指出：“本会同人何为而发起斯会乎？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之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固欲集合全国青年，为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10]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的背景及团体组织之宗旨，恰好说明前五四时期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无所作为、不能赢得国人的信任，不失为蔡和森共产党诞生说的一个旁证。
如果说蔡、王二氏党团色彩比较鲜明，对孙中山的评价易欠客观公允的话，那么，无任何党团背景的曹聚仁的评述当是值得重视的。曹氏指出：
其实，领导五四运动的文化人，并没有一个是属于国民党的；而且，孙中山本人，就主张保持旧文体，不十分赞成白话文的，和《新青年》派的反封建观点是相反的。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线上，研究系梁启超派所创办的《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其在文化上所尽的大力，远在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之上。[11]
无独有偶，20年代初期，在中国政治运动中曾有过举足轻重地位的苏联驻中国代表马林，也有与曹聚仁相近的看法，只是曹聚仁侧重于孙中山与五四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而马林侧重于孙中山与工商学界爱国救亡运动方面。马林在1923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当爱国精神表现的时候，当国民革命发达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辛亥革命的国民党。例如：民国八年（1919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1915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很可以举许多例来指出国民党在学生会、商会和别种团体对列强屈辱中国做示威运动的时候，没有能在其中指导和促进。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的名字也没有提起。国民党所以不能得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不是没有理由的。[12]
马林的看法应是基于一种从大处着眼的冷静观察，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1918年5月，孙中山因不满非常国会对军政府的改组，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并离开广东于6月间抵达上海。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孙中山远离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他主要致力于理论著述，以唤起新的革命运动，因而与代表革新势力的学界的联系自然较少。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前，孙中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激进人士未谋一面，就颇能说明问题。在前五四时期，无论是在政治、军事，还是党务方面，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均处于一个低潮阶段，孙中山对五四运动及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新兴力量，不仅不能作有效的指导，甚至呈现了疏离的现象，并未凸现出作为一个政党的组织与作用。由现今孙中山留下的文字来看，1919年5月4日前，他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太多公开的积极支持。可见，孙中山前五四运动时期只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而非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