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一些卫道的人，指责五四新思潮倡导思想解放、个性伸张，破坏了美好的道德，败坏了社会的风气，生出了许多罪恶，因而是要不得的。甚至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也对文化运动的这一负面影响进行反省。有意思的是，被认为思想渐趋保守的梁启超则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对新思潮予以辩护：
至于罪恶的发现，却有两个原因：第一件，是不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旧道德本已失去了权威，不复能拘束社会，所以恶人横行无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几多罪恶，难道是新思想提倡出来的吗？第二件，是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爱说抉破藩篱的话，有时也说得太过，那些坏人就断章取义，拿些话头做护身符，公然作起恶来。须知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为他本来是满腔罪恶，从前却隐藏掩饰起来，如今索性尽情暴露，落得个与众共弃，还不是于社会有益吗？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罢。[81]
对于社会上有人发出“近来新思潮输入，引得许多青年道德堕落，是件极可悲观的事”这样的论调，梁启超给予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说：
人类本来是动物不是神圣，“不完全”就是他的本色。现在不长进的青年固然甚多，难道受旧教育的少爷小姐们，那下流种子又会少吗？不过他们的丑恶遮掩起来，许多人看不见罢了。凡一个社会当过渡时代，鱼龙混杂的状态，在所不免，在这个当口，自然会有少数人走错了路，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但算起总帐来，革新的文化，在社会总是有益无害。因为这种走错路的人，对于新文化本来没有什么领会，就是不提倡新文化，他也会堕落。那些对于新文化确能领会的人，自然有法子鞭策自己、规律自己，断断不至于堕落。不但如此，那些借新文化当假面具的人，终久是在社会上站不住，任凭他出风头出三两年，毕竟要屏出社会活动圈以外。剩下这些在社会上站得住的人，总是立身行己，有些根柢，将来新社会的建设，靠的是这些人，不是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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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所引文字不难看出，梁启超不仅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对者，恰恰相反，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辩护士。虽然此时的梁启超已不再是新思潮的领军人物，但由于他在思想文化界有着极高的地位，在青年中的号召力也未完全消退，且他的思想已渐趋保守，对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方面也屡有批评，因此，他对新思潮的辩护，比新思潮的提倡者的自我辩护更有效果。
在五四时期，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还有文学革新运动。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同时也夹杂着一些批评乃至咒骂、诋毁的声音。还在文白之争激战正酣之际，国内一班守旧的文人，翘首以待旅欧的梁启超归国，希望他能担当起阻止白话文运动的大任。[83]然而，“胸无定见”却能与时俱进的梁启超，对胡适的白话新诗，表现出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令对他寄予厚望的人颇感失望。梁氏于1920年游欧回国，读到刚出版的《尝试集》，兴奋不已，遂致信胡适表示祝贺：“《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84]梁启超时代感极强，白话新诗乃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门，与新国新民新时代共命运，对此，梁是朦胧地意识到了的。他之赞赏《尝试集》，乃是其紧跟时代的表示，也是成为他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