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纠正了这一做法。他对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危害，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并要求同志们从陈独秀身上吸取教训。但是，屡受陈独秀排斥和压制的毛泽东，并没有借机报复，没有将中国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加诸陈独秀一人，而是将它与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整个共产党的不成熟状况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等联系起来。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叛变，这是主要的，而主观原因是次要的。这样的分析评价是符合历史的，因而也是能服人的，对中国革命有百利而无一害，为评价历史人物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陈独秀曾经是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先进人物，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他后来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遭到中共的批判乃至被开除出党后，他没有投靠国民党蒋介石，表现出一身浩然正气。政治上的复杂性，使得国共两党人及党外人士都讳言陈独秀。即便在陈独秀逝世后，也只有几家报纸作了报道，而且内容都很简短，寥寥数语，敷衍了事。国民党中央社只有三句话，对他一生的事业只有一句，即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连提倡科学民主发动新文化运动也只字未提。仅见的几篇像样的悼念文章，都回避了党派问题，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对陈独秀的死均未予报道。可以说，当时舆论界对陈独秀之死的反晌冷冷清清，不胜寂寞之感。静尘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假使陈独秀在十年或二十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引起全中国或甚至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像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水里，只在水面上略略掀起几圈微波。死非其时，这情景对于一位怪杰的陨落真是最凄惨不过的。”[74]
就在党内党外都不愿多谈陈独秀，陈独秀成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人物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毛泽东或许是一个例外。毛泽东对陈独秀一生的功过是非以及他对自己的影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评价，这从他30年代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特别是他对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过程中的功绩的评价，对后来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陈独秀逝世前两个月，即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谈“如何研究党史”时，曾简要提及陈独秀：“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75]陈独秀死后三年，毛泽东在谈到党的“七大”工作方针时又一次说到：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