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实质及评价
应该说，瞿秋白在提倡文艺大众化运动时期，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主要地不是学理上的，也不是历史主义的，而是从发展的眼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论定五四运动性质的。检讨历史，只是为了服务于当前的革命运动。
长期以来，国共两党一直在争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中共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列宁的号召下，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起到了核心的骨干的作用。国民党则对这种说法表示了十足的反感。瞿秋白20年代初较多地谈到五四运动中社会主义力量的突现，20年代末至30年代则把五四运动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并非让给国民党），而急于与前一阶段的五四划清界限，要在批判和否定五四的前提下，发起一场“无产阶级的‘五四’”。由于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与五四运动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共产党人，在处理和五四运动的关系问题时遇到了困难：放弃五四，则意味着失去了五四合法继承人的资格，也失去了利用五四资源进行新的文化革命的环境和动力，更要承担五四叛逆者的罪责；而不能与五四划清界限，又意味着历史的徘徊不前，无产阶级在新的文化运动中将无所作为。为此，共产党作家聪明地选择了对待五四的方式：继承、批判、超越五四。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民族团结至上的时代，该不该仍然坚持“五四精神”，瞿秋白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国民党自1927年起即已背弃五四，政治上日益反动，思想文化上也日趋保守。共产党在揭批国民党反动本性的同时，宣布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并以五四继承人自居，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另一方面，五四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其中既有科学、民主、反封建的内容，也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内容。前者仍然是民族救亡的精神资源，而后者则被视作民族主义的消解力量，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难以相容。瞿秋白认为，文化运动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或抽象的人道主义，是不利于反帝这一革命事业的，因此，他朗声宣布：“我们没有理由停留在‘五四’，……我们即将迈出的一步与‘五四’无关”，五四必须被超越。［33］鉴于这样的矛盾认识，瞿秋白择取“反封建”来处理自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20年代后期，国民党为了实行其专制统治，加强与帝国主义的勾结，进行思想文化的箝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不良后果”多有指责。国民党文化上的保守和政治上的反动，自然遭到了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抨击。五四元老之一的胡适──一个自始至终的自由主义者，出于维护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凸显自由价值的考虑，勇敢地在国民党头上动土，接连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系列文章，批判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与自由主义者胡适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批评国民党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实则捍卫民主权威与自由价值不同，共产党人则是站在超越五四的立场上来抨击国民党。当时中国共产党主管文化工作的领导人彭康认为，胡适对国民党的批评是纯思想文化的，并不涉及政治，未能触及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实质，事实上，在新的文化运动中，“斗争的对象已不是旧文化的传统，而是维护这传统的政治组织”，从而划清五四文化运动与后五四时期新的文化运动的关系。［34］与彭康相类似，瞿秋白虽高举“反封建”的大旗，但显然不是向五四式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回归，在他那里，反封建与批判国民党是同义语，而与五四批判传统只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其说是文化斗争，还不如说是政治斗争。明白了这一层，瞿秋白将反封建的矛头直指国民党之父孙中山这位“民族圣人”，也就不难索解了。他说：“五四是反对中国圣人的运动，现在的文化革命是在新的基础上反对新的中国圣人的运动。”［35］可见，瞿秋白所反对的正是国民党这一维护旧传统的“政治组织”，其实质是要与国民党争夺中国革命的合法领导权，以便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中，瞿秋白的观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思想启蒙的价值再次被救亡的压力所遮蔽。在此后日益激进的革命话语中，五四的形象被扭曲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精神的呼唤，五四运动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观，再次成为学术界反思的对象，五四文本才变得越来越清晰，长期为政治运动所压抑的思想文化革新的意义，才得到真正的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