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瞿秋白的积极倡议下，茅盾、周扬、郑伯奇、鲁迅等人纷纷撰文加入讨论，形成了大众文艺问题的讨论热潮。在这一讨论中，瞿秋白先后写出了《论大众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欧化文艺》、《“我们”是谁?》等文章，形成了他关于文艺大众化运动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主张。瞿秋白对大众文艺运动的热心倡导，是与他对五四以来文学发展的认识与要求分不开的。他认为文学发展的主张须服务于社会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走向历史前台，领导劳动大众从事民族救亡运动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时候，五四新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无产阶级文艺大众化运动因此被提上议事日程。
30年代初，瞿秋白曾建议茅盾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及1928年以来的普洛文艺运动进行研究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推动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于是茅盾写了《五四运动的检讨》和《关于“创作”》两篇文艺论文。前文在肯定五四运动破除封建思想的意义后，笔锋一转，指出五四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样面临着铲除封建势力的任务，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29］茅盾后来说，这两篇文章都有对五四运动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估计不足的缺点，不过鲁迅和瞿秋白当时都支持他的基本观点。［30］事实上，鲁迅、瞿秋白也有类似的说法。例如，针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主宰一切、右翼文人向旧文学的步步妥协、文学形式上的严重欧化倾向等一系列问题，瞿秋白尖锐地批评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31］这种文学不可能担当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使命，是必须被抛弃的文学“过去式”。
瞿秋白对大众文艺对于“社会变革”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是有明确认识的，3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尖锐激烈、民族矛盾渐趋上升的社会发展态势，使这位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革命队伍及其事业迫切需要大众的拥护与支持，迫切需要文艺运动上的宣传与配合，宣传的效果取决于新文艺满足群众需要的程度和群众对新文艺的理解接受程度。瞿秋白针对在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中出现的一些不同观点，鲜明地阐明了自己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观点。例如，当时郑伯奇用何大白的笔名发表的《大众化的核心》一文，把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与工农大众对立起来，认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现，困难很多，“而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就是大众对于我们的理解没有相当的准备。”作为施者的作家成了“我们”，作为受者的工农大众自然成了“他们”，“我们”与“他们”之间有一条鸿沟，难以勾通，其责任不在“我们”，而在“他们”知识水平太低，难以理解“我们”的意思。这种看法，在当时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瞿秋白适时地抓住了这个典型，立即写了《“我们”是谁？》一文，指出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实现大众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资产阶级作家蔑视大众，好为人师，他们虽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实际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企图站在大众之外或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32］这与无产阶级文艺大众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为此，瞿秋白号召革命作家“立刻回转脸来向着群众，向群众去学习，同着群众一块儿奋斗”，明确指出，文艺大众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打倒反动的“中国旧式的文艺”，克服“新式的欧化”弊端，在思想意识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从而旗帜鲜明地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指明了方向，对当时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构成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学到40年代毛泽东的工农兵文学的中介环节。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勃兴，无疑是对瞿秋白文艺大众化主张的充分验证和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