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新的领导层苦苦思索着良策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身份不明”的股市。说它“身份不明”，是因为有人认为它是真正的财神，比供奉在神龛里的赵公明元帅灵多了；也有人认为它是魔鬼，是每个毛孔都流着脓和血的资本主义的产物。就在人们为它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争论不休的时候，邓小平于１９９２年视察南方时，在深圳讲了这样一番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他还说，“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
因此，股市这个“身份不明者”才有了合法地位，不过，当时也只能算领到一个“暂住证”。到了１９９６年，也就是新领导班子上任不久，中国基本形成了股票、证券的资本市场。当一些国企还在为如何脱困苦恼时，当一些百年老字号还在为如何生存发愁时，同仁堂集团的领导层却敏锐地看到，利用资本市场，可以从根本上为大型国企脱困，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同仁堂新的领导班子认真分析了集团的组成情况，认为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北京同仁堂制药三厂、北京同仁堂药酒厂、北京同仁堂中药提炼厂、进出口分公司和外埠经营部共六个单位属于“绩优单位”。集团公司按照股改上市的要求，对它们进行了重组，将这六家生产经营性资产投入组成上市公司。这一举措获得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和证监会的大力支持。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５日这一天，董事长殷顺海在上海证交所敲响了开市的铜锣，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上市第一天，同仁堂的股票即从每股七元零八分的发行价升至每股十七元，并且成功募集了三亿四千万元资金。
有了钱干什么？当时同仁堂集团的许多厂子都在城区的胡同里，不仅难以发展，而且污染和扰民的问题很难解决。在宣武区烂漫胡同，就有一个中药五厂，这里不仅有许多老北京的住户，附近还有湖南会馆等具有文物保护价值的建筑，中药五厂在烂漫胡同的处境越来越尴尬，不仅居民不欢迎，也不利于文物保护。经过多方努力，最后总算在当时北京的大兴县找了一块地方。谁知，新厂盖到半截，就因为资金短缺，不得不停了下来，而且一停就是好几年。那时，有老人指着那个“胡子工程”说：“都说我的年岁大，我还没有它的胡子长呢！”可那时，资金短缺、“三角债”困境难解，把企业搞得焦头烂额，哪还有力量建新厂！改制上市后，同仁堂集团就用从股市上募集来的钱，顺利完成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南分厂的建设。
当年在昌平的北京中药三厂，经过上市集资，引进技术进行改造，成为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北分厂。
位于打磨厂胡同的同仁堂制药厂是乐家留下的老厂，虽然功高盖世，名震遐迩，可是在城市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也不适宜在闹市区继续生产了，同样是苦于没有资金，想迁址也不可能。有了从股市上募集的资金，这个老厂才顺利地搬迁到了大兴和昌平。它的一部分成为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的南分厂，另一部份归为北分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