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李铮准时于中午１２点来到金鱼胡同西口的五芳斋饭馆，和前一天从天津来到北平的张友恒接头。五芳斋是一家经营淮扬菜的名店，客人一向很多。因此，在这里接头不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张友恒把一千多美元交给李铮，李铮把五千万元法币的活动经费交给“李才”并且叮嘱说：“现在法币贬值得很厉害，要用钱的话，就赶快用。”
地下党让李铮保存的经费主要以黄金为主，美钞为次，法币居三。其中每一笔经费少则几百元、数千元，多则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数额十分可观。凡经由李铮经手的费用，她都一一登记在册，账目清楚，一丝不苟。而且更难得是，她不仅要管这笔巨资，还要想方设法把地下党拿来的纸币尽快换成金条、银元、美钞，或是参茸等贵重药材，以免党的经费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受损。当党组织急需要用钱时，李铮不仅要及时把金条、银元、美钞换成纸币，而且要尽快交给党组织。因此，张友恒说：“四姐，您对工作这么认真负责，真让人佩服。”然后，他又压低声音说，“大家都管您叫‘金库主任’呢。”
李铮知道他说的“大家”就是地下党的同志们。她笑笑说：“我就是做了点儿应当应份的工作，比不得你们。”
此后，双方互道了注意安全，就告别了。不料，李铮刚回到家，就接到张友恒的电话。他急匆匆地说：“四姐，你回去好吗？我在路上摔了一跤，受了点伤，要回家去。我走后，有个老五会来找你。”
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李铮立刻意识到，张友恒出事了，可是她没有办法打听，只好等那位叫“老五”的同志出现。可是此后，“老五”没来，也没有人给她传递任何消息。而地下党的大笔活动经费还在她的手上。在这之后，北平又经历了几个月不平静的时间，先是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引发金融危机，货币贬值，抢购成风。后来，北平是战是和的传闻，又把这座古城搞得沸沸扬扬。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李铮都千方百计，妥为保管着地下党的这笔经费。她相信天就快亮了，那时她要把这些钱亲手交到自己同志的手里，交给党组织。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３日，因为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失败，国民党政府翁文灏内阁不得不宣告总辞职。１１月１０日，一手推动“币制改革”，力主发行金圆券的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引咎辞职，黯然离去。国民党政府对金融和经济完全失控。到了１９４８年底，东北已经解放，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包围，傅作义正在彷徨、犹豫、动摇。他一时慑于解放军的强大，也顾虑一旦战火毁灭了北平这座古都，自己会成为千古罪人，因而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一时又对蒋介石存在幻想，甚至幻想凭自己的实力，和解放军讨价还价。傅作义的这种态度，也使得北平的政治、经济局势一时非常紧张，一时又稍有松弛。那时，许多权贵和官僚都逃离了北平，而在解放东北时，从关外逃来的大地主、大商人和国民党败军的高级军官，也纷纷把手中的人参鹿茸等抛售掉，以换取逃往广州和台湾的飞机票。这种形势使得参茸市场更加混乱。同仁堂在这种环境下，连维持都很难。
据乐松生回忆，到了１９４８年底，“同仁堂有职工一百九十人，资金约八十万元，年产值十六万元，零售额约三十万元。设备陈旧，铺务管理陷入困境，已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