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元可的夫人李铮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她既有中国妇女传统的勤劳聪慧，又有现代女性的开放胸怀和远大目光，还有巾帼英雄的侠肝义胆。乐咏西的姐姐有个儿子，也就是乐元可和乐朴荪的表弟，名叫杨宁，是一位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正是通过杨宁，乐元可和李铮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心使他们走上了支持革命的道路。他们不仅利用自己的职业和社会关系掩护地下党的工作，而且亲身参加到抗日斗争和革命工作中。
１９４３年初，张友恒和杨宁等人被中共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杨宁以汪伪军法官的身份，频繁奔走于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进行革命活动。他遵循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其他同志一起，把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派往北平、天津和敌后其他地区，建立情报网，为晋察冀军区领导反“扫荡”斗争，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
有一天，乐元可家来了一位客人，他给李铮送来几张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并且对她说：“杨宁喜欢这些画，请表嫂妥为保存。”
李铮没有多问，她经常为地下党收藏和递送情报，知道这些年画上密写着许多重要情报。她立刻把这些年画收藏到安全的地方，直到亲手交给杨宁。
为了方便工作，也为了地下党同志的安全，乐元可和李铮经常把大宅门里的书房、客厅、客房提供给地下党接头、商议工作、躲避敌人追捕。每逢地下党来人接头或密谈时，李铮都在暗中进行掩护。地下党的同志常常工作到夜深，李铮就为他们准备可口的夜宵，还为他们准备用于密写的米汤。她不辞辛苦，不怕危险，平易近人，勤劳刻苦，地下党的同志们都称赞她是一位好同志。
当时的北平，日伪军警密布，可以说危机四伏，可是在乐元可家，却从来没有出过险情。地下党的同志都把这里看成是最安全的地点之一。当时中共平津情报站的负责人张友恒就常在乐元可的私宅开会、接头。张友恒和杨宁第一次在北平接头，也是在乐元可的大宅门内。有时，为了安全，张友恒还留宿在乐元可的宅子里。
１９４４年，杨宁在天津突然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并遭严刑拷打。杨宁的户口在乐朴荪家，这就是乐朴荪被传讯的原因。由于杨宁坚不吐实，乐家全力营救，日伪又没有拿到过硬的凭证，因此没有使乐朴荪和他的家人受到更多的连累。杨宁被释放后，乐元可和李铮不顾危险，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治病养伤。在李铮的精心调理和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杨宁很快恢复了健康。
除了完成地下党交给的任务外，乐元可和李铮还主动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采购急需的中西药品和医学书籍，有些珍贵的药品还是他们无偿赠送的。当时日寇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严密的封锁，按他们话说，“就连鸟都飞不过去”。他们万万想不到，就在这种严密的封锁下，北京最有名的乐家老铺，就在向抗日根据地输送着药品，而日伪的鹰犬们竟毫无觉察。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就在这一年的年底，乐元可夫妇请地下党把自己14岁的亲生女儿李俐和李铮的胞弟李立送到了解放区，让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
１９４６年，为了加强北平的地下工作，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决定，把在解放中小城市缴获的黄金、外币，还有同情中共的人士捐助的资金，存在北平，作为地下活动经费。这笔钱很多，怎么保管才好呢？组织上考虑，这钱不能存在银行里，因为当时的银行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开的，就是外国资本办的，即使是纯粹的民营银行，也在国民党特务的监控之下。另外，那时的金融形势很不稳定，如果银行实力不足，党的经费就会遭受惨重损失。当然，这笔钱也不宜由普通百姓保管，因为这些钱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常常是大进大出，如果不是“富商巨贾”，有这样大的进项和出项，会引起敌人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