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通货膨胀再起，触发了更加汹涌的抢购风潮。有人记述当时的情况：“先抢洋货杂品，次及米粮面食。最后只要手上有钱，无所不抢，社会秩序骚然……”
金圆券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发行额增加六十五万倍，批发物价上涨一百二十万倍以上，国民经济走向崩溃，民族工商企业大批倒闭关门，北平全市停工企业达５０％以上；市商会会长竟然辞职出走。
在这种情况下，同仁堂的员工损失惨重。因为他们有不少人都和那时的许多老百姓一样，相信了国民党政府的话，把辛辛苦苦攒起来的一点零金碎银和老婆陪嫁的首饰都拿出来换了金圆券。可是不到三个月，金圆券大贬值，人们像疯了一般抢购，金条、银元不必说，就连寿衣、棺材都成了抢购的对象。那时候，一口袋的金圆券，买不来一口袋面。有的家庭想给孩子买顶帽子，仔细一算，还不如拿金圆券编个帽子合算呢！于是，孩子顶着个“金盔”，乐得又蹦又跳，当爹当妈的却直想哭。物价见风长，钱这么不值钱，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那时，“头顶金盔”、“腰缠万元”的穷人可不是少数。平民百姓在抢购和挤兑中被踩踏而死的，小商人无法经营而自尽的，已经是报纸上屡见不鲜的“新闻”了。
因为通货膨胀，抢购成风，同仁堂的药自然也是抢购的对象。要是在正常情况下，生意兴隆，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可是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却让同仁堂犯难了。那时很多顾客都是扛着整麻袋的金圆券到同仁堂买药。乐松生就得想方设法赶紧把它们换成金条、银元和美钞，银行换不了，就到黑市换，或者买成实物，因为只要稍微慢一点儿，这些钱就得大量贬值，就这样拼命倒换，仍然不知损失了多少钱。
同仁堂一向以资金雄厚，贵重药物量多货全而闻名，可这时候只能进大路货。人参、鹿茸、犀角、麝香之类的贵重药材都很难进了。因为这时的商人都重货轻币，对贵重药材，更是不愿轻易撒手，要买必须是用金条、银子、美元或“袁大头”。
有的员工义愤填膺地说：“看起来国民党政府的阳寿已尽了，吃什么药也没救。不然哪儿能乱成这样！”
“你们谁知道哪儿有共产党？我想投共产党去了。”
“要找共产党到关外去呀！没听人家说，锦州让解放军占了，沈阳、长春也快了。”
“不用去那么老远，到西山去就行，听说那儿就有共产党游击队。”
“对，去西山吧。反正在同仁堂和老乐家找不着共产党。”
他们不知道，其实老乐家不仅有共产党，而且有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点，这就是乐元可的宅子。这里从日据时期起就为地下党的金库，保管着大笔的活动经费。
乐元可在乐家二房的兄弟中排行老大。他有着朴素的爱国之心，加上年轻时就阅读过一些进步书籍，在协助父亲乐咏西照看王府井大街的永仁堂药店和自东自掌的恒仁堂药店时，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永仁堂和后来四大房开的“乐家老铺”，虽都是成功的企业，可是乐家这个大家族又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对那些封建家族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他很不满意；可是作为二房的长子，他又要维持这个大家族。他为此很苦闷，自比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中的老大觉新：既不满旧制度，向往新世界，又不敢打破旧秩序，甚至有意无意地维护它。在接触了共产党和革命思想后，他感觉好像住在憋闷房间里的人，突然打开了一扇窗，一刹那，阳光和新鲜空气都透了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