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妙龄少女把宣扬“圣战”的会场搅乱了还不算，更惊人的事情还发生在散会之后。当时，日伪当局的第一号笔杆子，伪《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在会上大放厥词后，得意洋洋地回家了。他乘着洋车走到一个胡同口时，突然出来了一队大户人家长长的送殡队伍，前面打幡的、摔盆的，已经出了胡同，后面哭的、嚎的、唱的还在胡同的那头呢，把路阻住了大半边。当时街面上除了吹打和哭丧的声音外，什么也听不见。吴菊痴的洋车只好停下来，等送葬队伍走完了，车夫才拉起车继续赶路，直到拉出了好远，车夫才觉得有些不对劲。这吴菊痴在车上东摇西晃的，像是个大面口袋，根本坐不住。车夫让他坐稳了，他没吱声；问他话，他也不答应。车夫觉得奇怪，就停下车，上前察看。不看则已，一看却吓了一大跳。原来吴菊痴已经死在了车上，头上还有两个小小的洞，往外渗着血和脑浆，一看就知道是枪打的。车夫顿时傻了眼，这是谁打的？什么时候打的？一概不知，连报案都没法报。直到一年多以后才知道，这是“抗日杀奸团”干的。当时杀手看到送葬的队伍拦住了吴菊痴的车，正是个大好机会，就骑着自行车追到他跟前，用小手枪连开两枪，吴菊痴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命归黄泉了。因为出殡队伍的哭丧声压过了枪声，车夫和周围的人竟什么都没有察觉。
当时日伪曾投入了许多力量想侦破“抗日杀奸团”，可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全无结果。“抗日杀奸团”总是能先于他们一步行动，让日寇和汉奸疲于奔命，老是被动挨打。这“抗日杀奸团”是些什么人？日伪当局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们从其他特务组织那里调来了一批人，采用完全不同的组织系统，避开了“抗日杀奸团”的耳目，才捉到了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
“抗日杀奸团”的谜揭开了，可是揭开了“谜底”，日伪统治者却慌了。原来，“抗日杀奸团”的骨干成员，大都是北平的名牌学校如燕京、北大和育英中学、贝满女中的学生。他们大都只有十七八岁。其中既有男性成员，也有女性成员。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成员不是出身于富豪之门，就是出生在权贵之家，就连伪满州国的“总理”郑孝胥的孙子、孙女都是“抗日杀奸团”的重要成员，怪不得他们的情报特别灵，任何警备森严的地方都进得去呢。
这天，同仁堂来了几个汉奸，他们也不说来干什么，只是板着脸，说是要见乐达义。乐达义为了摸清他们的底细，又是上茶，又是塞钱，又是送礼。这些家伙觉得捞够了，才瞪起眼睛说：“你们家的乐倩文是反日分子，她参加‘抗日杀奸团’，已经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了！”
乐倩文是乐达德的女儿，乐锴的姐姐，因为乐锴早夭，就由乐倩文承继乐锴的继承权。同仁堂第四房应分的遗产中，就有乐倩文的一份，此外，达仁堂在各地的药铺，也由乐倩文代乐锴分得一份。
乐倩文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乐家得知这个消息，又吃惊又佩服。吃惊的是，想不到一位大宅门里的小姐，竟有这样的侠肝义胆，而且是震惊北平的“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佩服的是，那时虽然乐家大多数人都对日寇不满，可都是憋在心里，顶多在没人的地方和亲朋好友骂几句，可这位乐家四房的大小姐，却敢于起来真刀真枪地和日本人干！有人说：“咱们乐家出了穆桂英、女岳飞了，精忠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