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着，这回您又要组织请愿团？”乐达义问。
刘一峰摇摇手说：“我可没那瘾。咱们药行的，讲究的是对症下药，一病一方。现在的病症，请愿可没有用。”
这两位为什么提“请愿”的事呢？原来，这里头有一段掌故。自从清末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出于学术背景不同、文化传承不一和各方利益的冲突，以及某些政客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等原因，引起了中医存废之争。这种争论曾有几次高潮。第一次是发生在民国元年（１９１2）。这一年，因为北洋军阀政府歧视中医、中药，在他们颁布的《医学教育规程》中，竟把中医药排除在外。中医药界为表示反对，曾组团赴北京请愿。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不仅拒收请愿团递交的请愿书，还发表废除中医中药的言论。虽然北洋军阀政府最后不得不作出让步，但仍然顽固地拒绝将中医药列入医学教育规程。
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为中医药的存废问题，再起波澜。这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作出了一系列歧视中医的规定，如：实行限期登记、禁止办中医学校等，目的是最终在中国消灭中医药。决议案公布后，全国中医药界一片反对之声，真可谓民愤难平。
当时，刘一峰正担任北平国药业公会主任委员，他就跑去和同仁堂商量对策。他说：“你们同仁堂在国药界的影响无人可比，你们领头，咱们去请愿，给国医国药争个公道。”
同仁堂的答复是：“政府如此歧视国医国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请愿是必须的，可这领头的事还是你们干，我们一定参加，并且不遗余力就是了。”
于是，在刘一峰等人的带领下，同仁堂和北平医药界的请愿代表，找到了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冯玉祥将军，递交了“全国中医药请愿团”的请愿书。因为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因此，冯玉祥将军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冯玉祥将军很爽快地表示，他一定会全力支持中医中药。
与此同时，全国十五个省市的中医药团体组织联合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并公推陈存仁等五人为代表，去见最高当局，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取消这个决议。在强大的舆论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下，最后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解决。他匆匆地接见了五位代表，并且表示，他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他说：“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药”。
这个短暂的接见虽然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但五人代表团总算不辱使命，达到了目的，因而受到了中医药界的好评。
据五人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陈存仁先生回忆，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们的抗争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当局“深恐得罪了冯玉祥”。可见冯玉祥的态度在这件事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仁堂向冯玉祥请愿，真是对了症。因此，在刘一峰的宴席上，乐达义才提到了请愿的事。
“你大老刘带头起事，功不可没呀。”乐达义说。
“嗨，我不带这个头，谁带这个头？不瞒您说，我心里有数，你们压根儿就不会带头。只是你们不参加，北平的药商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因此，我得先礼让一番，目的还是拉你们参加请愿团。”
乐达义一听，扑哧一声乐了，他说：“您还真把同仁堂琢磨透了。供奉御药的时候，同仁堂每遇到这类事，都是暗中操纵，自己决不出头。当年乐礼撂挑子，乾隆皇帝张榜招别的店铺供奉御药，为什么没有一家出来揭榜？就是同仁堂暗中操纵的结果。现在虽是民国了，可是同仁堂在中军帐里坐惯了，去当先锋还真是不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