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傅这才明白，那三千两银子压根儿就不是二房自己的，而是柜上的。二房把五千两银子划拉到自己私囊里了。
这时，四房的人插话了：“老太太尸骨未寒就这么闹，咱们对得起谁？照我看，五千两银子要拿出来交到柜上，这没得说。可是更要紧的是，咱们得商量一个法子出来，既能管好这乐家老铺，还得让各房都能放心。”
这主意是不错，可怎么才能让各房都放心呢？四房的人说：“往后由四房共管，大家看怎么样？”
“四房共管？一家都管不好，四房共管还不更乱了套？”大房的人迷惑了。
“哪总得有人作主，不能谁说了都算，谁说了又都不算吧？”三房也有疑问。
“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我们是不管了。”二房赌气之下，干脆甩手了。
最后，好说歹说，各房总算同意实行四房共管，以后遇到大事，必须由四房一起决定，铺东则由各房轮流担当。另外，每年从同仁堂柜上提出四万两银子，平均分给四房，每房一万两，年终不再分红。可是，“四房共管”不仅没有化解矛盾，反而引出了乐家的一场激变。
１９１１年，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腐朽的大清王朝灰飞烟灭了。它的覆灭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也是历史的进步。可是对同仁堂来说，却是一个大变数。这时，乐孟繁、乐仲繁、乐叔繁、乐季繁已经先后去世，谁来主持这个大家族，谁来执掌百年老店？
“四房共管”中有约定：“各房可以共用祖传的配本。可以用乐家老铺的招牌在各地开分号，但不准用共有的同仁堂字号。”也就是定下了同仁堂为“祖遗共有”的财产，任何人不能以同仁堂的名义设立分号。
为什么会有这个约定呢？首先，这是祖上立下的规矩，也是供奉御药时对朝廷的承诺，为的是防止不法之徒开设假同仁堂。这时虽然没有皇帝了，可是四大房仍要表示对祖先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各房都明白保住“同仁堂”这块金字招牌的重要性，保住了它就是保住了一笔重要的无形资产，保住了“同仁堂”的品牌效应。
其次，四大房这时都成了大家族，只靠每年从同仁堂那里提取的一万两银子，已经难以维持他们锦衣玉食的生活了。这时的同仁堂虽然靠着供奉御药创下的信誉，仍然生意兴隆。不过，那会儿时局不稳，一会儿是民国总统宣誓就职了，一会儿是洪宪皇帝登上龙位了，一会儿是张大帅的辫子军进北京了，一会儿是段祺瑞宣布“再造共和”了……
在这种情势下，谁能保证同仁堂永远遇难呈祥，逢凶化吉？谁又能保证老乐家每年四万两银子的提成亘古不变呢？就连八旗贵胄们的“铁杆庄稼”不是也都没了吗？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时各种各样的洋货和洋玩意儿已经涌进了北京，以前只知道提笼架鹰捧优伶，票戏遛狗逗蛐蛐的京城少爷们又玩起了留声机、话匣子、汽车、电影等洋玩意儿。四大房中，也有人热衷于追求这些新潮玩意儿，还有个别人扛不住声色犬马的诱惑而堕入其中，可这些都是要“烧钱”的。
乐家的后人中也不乏志存高远者，他们想到外国去看看洋人怎么开工厂，怎么办学校，怎么造洋枪洋炮、汽车轮船，尤其是那些用机器就能造出来的西药，中药能不能也借鉴借鉴？可是要出洋也需要钱啊！因此，各房都想发展，都想赚更多的钱，而乐家又立有族规：除了卖药，不准从事其他行业。乐家的后代自幼耳濡目染的就是丸散膏丹、汤剂饮片，以及药材的辨别、炮制、销售等，干别的行业生疏，可是开起药店来，都是熟门熟路。更何况，开药店还能借助同仁堂这个百年老店的声望，以及同仁堂的各种资源。如此一来，乐家就发生了一场激变，四大房都纷纷开设起自己的药店，从宏济堂开始，什么乐寿堂、乐仁堂、沛仁堂、颐龄堂、宏仁堂、怀仁堂、达仁堂、宏达堂等，一时间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而祖遗共有的同仁堂的铺东则由四大房轮流坐庄来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