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孙子的愿望，许叶芬总是愿意满足的。于是她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才能把乐达仁送出去。最后，她想到了一个叫吕海寰的熟人。吕海寰曾经在镇江的海关上当过官，清政府已经任命他为驻德国及荷兰大使，不久即将赴任。许叶芬赶紧备了礼物，托人去见吕海寰，说明想让乐达仁出国游学，一切费用由乐家承担的意思，吕海寰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就这样，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乐达仁在上海搭乘德国商船巴彦号，以吕海寰随从的身份，赴欧洲游历考察了。这一年，他刚好二十岁。
许叶芬现在最惦记这个她最喜爱的孙子。同仁堂的情况如何，在归途中就有人给她送来了信，可是远在欧洲的孙子寄来一封信，最快也要一两个月才能收到，避难途中，又没法打电报。听说自从德国驻中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击毙后，在德国的中国人处境就很困难。同仁堂有刘辅庭，她可以放心，即使被洋兵烧了、毁了，钱财都带在她身上，大不了重打鼓另开张。可是乐达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无法弥补了。想到这儿，她不由叹了一口气。随从不知道她的心思，还在劝她：“您甭担心，咱们一路这么顺，就说明有佛祖保佑着，佛祖会保佑咱同仁堂的。”
“是啊，愿佛祖保佑吧。”许叶芬喃喃地念叨着，她的心思可还在遥远的欧洲……
许叶芬一行回到北京，看到虽经侵略军践踏抢掠，但乐家的房产尚在，又看到大栅栏的“乐家老铺”只烧了门庭，没有祸及房屋主体时，才大大松了口气。这时，已经有人把刘辅庭如何支撑危局，张翊亭如何保住老匾的事情告诉了她。她连连说：“难为他们了，难为他们了。同仁堂不能忘了他们，老乐家不能忘了他们。”
面对满目疮痍的同仁堂，许叶芬立刻开始进行整顿，重谢和同仁堂患难与共的员工，并给予提拔重用，重新分派查柜、账房、药房和售药人员。刘辅庭和张翊亭为同仁堂立下了赫赫功劳，更是受到重用和重赏。他们二人的所作所为，在邻近的店铺中和药行中成了热门话题。
许叶芬又筹集资金，不仅修好了同仁堂的铺面房，还把同仁堂老匾油饰一新，悬挂于前庭，并在门前正中悬挂“乐家老铺”的牌匾，两侧又增添“灵兰秘授、琼藻新栽”两块横匾，意为：同仁堂的医书、方书是从黄帝灵兰之室秘传而来；又把同仁堂的珍贵药材喻为琼藻，具有神效。据老员工们的回忆和有关记载，这些匾的书写者为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克勒郡王——爱新觉罗·寿岂。他的字独成一体，被称为“十七帖”。书写时间为辛丑年（１９０１）。
后来，乐氏四大房在京城与各地开设的分店，都挂“乐家老铺”和“灵兰秘授”、“琼藻新栽”这两副匾。不仅是同仁堂，整个大栅栏也很快从劫后的余烬中挺立起来了。当时就有人记载：“近来后门大街、西单牌楼、前门大街、大栅栏被烧、被抢各铺户，均按原业修复，比以前犹觉华丽，金碧辉煌，人腾马嘶，依然兴隆世界。”
可见大栅栏地区又成了繁华之地，同仁堂也就可以从中“大补元气”，营业额很快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
供奉御药是同仁堂的特权，更是同仁堂的财源和号召药业的大旗，决不能丢。许叶芬找到了当时的药商张濬，让他和宫里取得联系，继续供奉御药。张濬从光绪元年就开始充当药商，奔走于同仁堂和御药房之间，自然愿意效力。此时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已经被疾病缠身，天天离不开药。咸丰年间，北京百姓有个说法，叫作“跛龙病凤掌朝堂”。因为咸丰皇帝少年时伤过腿，因此称“跛龙”；慈安也总是病病恹恹的，是个有名的“药罐子”，因此才有这种说法。但真正称得上“跛龙病凤掌朝堂”的，倒是庚子事变后回銮的慈禧和光绪皇帝。这时的慈禧已经患有多种疾病；而光绪因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身心受到沉重打击，精神和体力更是江河日下，况且他这时已经完全丧失了权力，被困于瀛台，这样的皇帝还不是“跛龙”吗？正巧，此时宫里的人也在急着找同仁堂，要他们再担起供奉御药的差事。因此，经张濬一说，此事立刻就办成了。虽然这时清朝腐败不堪，国库空虚，可是对御用药物的要求仍是很严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