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瑕不掩瑜，这些疵点不会影响这部日记作为珍贵历史文献的价值。刘辅庭的后代以“种杏老人遗墨”署名，将这部日记以《众难奇闻草稿》为名付梓，以图为后代留下珍贵的文献。此书共分两册，从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冬季刘辅庭在祁州听说河间府有义和拳设坛开始，逐日记录了耳闻目睹的八国联军入京后对中国人民烧杀、掠夺、滋扰等罪行，直至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新历正月初一日止。全文约一万七千余字，语言朴实，记叙详实，是研究义和团史、八国联军入侵史和北京史不可多得的文献。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辛丑条约签定了，北京表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和安宁。
正因为有了这种表面上的宁静，许叶芬率乐氏全家回京了，还在路上，随从就互相嘀咕：“老太太的脸色可不好，心事太重。”
“老太太担心什么呢？不是有人捎信来了吗？同仁堂除了门庭受损，被抢走了一批财物，毁了一些书，没有什么大碍，这可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谁也想不到，许叶芬这时的心思远在欧洲，那个当时对众多中国人来说又神秘又遥远的地方。
作为中国药业龙头老大的掌门人，许叶芬具有一个成功管理者所应有的宏图大略和铁腕手段，但作为一个女人，她也有似水柔肠。四大房的后代，都是她的孙辈。她像一切慈爱的祖母一样，宠爱他们，他们的合理要求，只要自己能做到的，她都会尽量满足。那还是三年之前，四房乐季繁的儿子乐达仁对她说，他想到欧洲去游览、学习，又叫“游学”。许叶芬一听大为惊讶，那时去欧洲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康熙当政期间，清政府一度很开明。康熙不仅虚心向外国传教士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而且任用外国人主持测绘全国地图。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政治、宗教、文化的冲突，他突然改变了国策，下令把外国传教士撵走。一直到咸丰十年（１８６０），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国人出洋才“合法化”。
当时，年轻的乐达仁看到西洋有那么神奇的机器，那么多稀奇的玩意儿，又听说西洋有许多新奇的事情，便萌生了到欧洲去游览、学习的念头。于是，他就向祖母谈了自己的想法。许叶芬出身于中国传统家庭，结婚、主家后，也都是生活在中国文化氛围浓厚的大宅门中，但是她并不守旧，她很支持后代出国游历、学习、考察，让他们长见识。在此前后，乐达庄曾到过日本，乐达义又到过英国便是明证。
对于乐家来说，钱并不难，难的是怎么才能“出洋”。出国留学吗？那时根本没有可能。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是容闳，他于１８４７年赴美国学习，１８５０年考进耶鲁大学，获取了文学学士和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成为“耶鲁大学中国第一毕业生”。在他的呼吁和奔走下，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５年，清政府曾分四批，共派出一百二十名九岁至十二岁的幼童留学美国，这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可是后来受到保守势力的干扰，半途而废了，学生被强令回国。从那之后，谁再想出国留学都是非常困难的。旅游吗？那时还没有这个概念。那时出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跟随派赴国外上任的使节，做他们的随从出国。当时的清政府规定，使节必须由朝廷派遣，而随员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政府出资，自然也由政府指定；一种是不需政府出资的随员，这些人可由使臣自定。当然，资金也由使臣自行解决。因此，那时候的富家子弟都走这条路出洋游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