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礼为什么要出此下策？有说是乐礼承办御药时，经营不善，加上市场药价日增，欠下大量官债、私债，铺务难支。可是乾隆皇帝准其所请之后，却招不到愿意供奉御药的商号。当时正是“康乾盛世”，商业发达，北京的大药铺不少，其中也不乏名望很高的老铺，他们谁不想供奉御药？却为什么没有人应招揭榜呢？看来，乐礼要“告退官药”，并非真意，而是以退为进的一种谋略。因为此时，供奉御药又改为“先交药，后领银”，同仁堂因为有“御用”的旗号，又有长期积累的信誉，可以在许多商号先拿货后付银，可是这些欠银越积越多，而御药房又久拖不结，于是就形成了三角债——朝廷欠同仁堂的药银，同仁堂又欠其他商号的药钱。为了打破这个僵局，乐礼便以“撂挑子”的方式，变相向朝廷提出提高药价、预付官银的请求，这就是“以退为进”。
这时的同仁堂已经是药业的龙头老大，乐礼则是有名的红顶商人。同仁堂的一举一动，大大小小的药铺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同仁堂也和他们有各种渠道的沟通。乐礼料定只要同仁堂不是真的放弃，谁也不敢和他“戗行”。那些名声赫赫的大药店自然知道乐礼的真实目的，也知道同仁堂在宫廷里的影响久远，关系深厚，不会不知深浅地去招惹是非，再说供奉御药这口皇粮也的确不容易吃。至于中小药铺，对这口天鹅肉连想都不会去想。因此就造成了朝廷张榜无人敢揭的尴尬局面，让乾隆很下不来台。可能是乾隆“圣明”，看破了其中的玄机，也可能是经高人点拨，终于恍然大悟，他最终还是决定支持同仁堂。于是降旨准予同仁堂上调药价三分之一，并预领官银三千两。这还不算，又特派内务府官员“临时代办官银官药，弹压一切私债”。哪个债主不识时务，跑到同仁堂来讨债要账，就会被内务府派来的官员劈头盖脸地一顿喝斥：“活腻了是不是？圣上有旨，不准向同仁堂讨要私债，否则就到大牢里蹲着去！”
可见，这场“危机”并非是乐礼经营不善，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危机，自然也不会改变同仁堂由乐家掌管的状况。其后，同仁堂在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又得到每年预领官银三千两，增加三分之一药价的优惠。四年之后的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乐礼又向内务府借药银五千两。这些都证明乐礼的“告退官药”实际上是在以退为进，为同仁堂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他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同仁堂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危机，还是乾隆十八年（1753）的一场火灾。虽然有朝廷大力扶持，但乐礼已于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去世。同仁堂由乐礼之妻乐张氏扶助长子乐以正支应，由于缺乏经营能力，乐以正又早逝，同仁堂步履艰难，每况愈下。当时清政府有官员出面借给同仁堂本银五千两，以偿债务，但仍无改观。幸亏有张世基投入资金相助，他对乐家很照顾，给乐家两股分息。但是仅凭张家的资金，还是不能维持，只好招外人入股。当时的合同是三十年到期，但三十年后，乐家仍然没有力量独立经营，于是这个合同又续了十年。后来张家又将自己的一部分股本陆续出卖给他姓，同仁堂的外股就多了起来。从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五月的一份典让合同中，可以了解同仁堂当时的股权结构多么复杂。在这份典让同仁堂的合同中，写明众股东典到乐姓同仁堂药铺一座，“计有两处房间，及家具装修等。典价共贰两平纹银四万三千八百两……”。当时把同仁堂的财产共折人力股和资金股四十六股五厘，每一千贰百两纹银作为一股。包括乐家在内，股东竟达到二十一位。乐姓本应分一股半，因为典给朱姓一股，所以净分半股。有“典期八年，银到回赎”的字样。所幸的是，同仁堂的铺东还是由乐姓担当，同仁堂还是姓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