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感到奇怪：“他是中举了呢，还是名落孙山了呢？”
“是啊，要是中了举，那就应当准备会考。要是没有中举，就当再接再厉，哪能这样清闲无事？”
乐凤鸣有没有中过举，还真是一个谜。任何时代都有一股社会潮流，推动着人们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地前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考科举，走仕途，就是这样一股强大的潮流，它让读书人把做官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乐凤鸣因为父亲的成功，受到了比他的前辈们更好的教育，因此，考科举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按清朝的科举制度，没有任何功名的学子称为“童生”，童生要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才能成为秀才。当了秀才之后，再通过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成为举人。中举之后，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会试”，通过了会试即为进士（贡士）。进士分为三甲，头甲的第一名便是才子佳人戏里的主角——“状元”。
乐凤鸣曾在自叙中说过“壬午年乡比后，闲居无事”。有人因而认定他没有中举，但是乐家的族谱上又记载着他受封为“内阁中书”。“内阁中书”是清代设的官职，官阶为从七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类的事。只有“秀才”的功名是不可能受封为“内阁中书”的。这和乐家族谱的记载不是矛盾吗？产生这种矛盾的可能性有两种：一种可能是，乐凤鸣在壬午年乡试时中了举，中举之后，就有资格参加会试。按清朝的制度，会试落榜的举人，也有当官的资格。因此即使乐凤鸣会试落第，他仍有资格受封为“内阁中书”。
不避讳言，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内阁中书”是“捐纳”而得。“捐纳”就是捐钱做官。清朝有一个和科举制度并行不悖的选官制度，就是“捐纳制”。卖官鬻爵在清朝是合法的“政府行为”，是国家募集资金的重要手段，卖官所得悉数纳入国库，当然，这中间有没有“跑冒滴漏”，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捐纳的名目不尽一样，康熙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的叛乱（１６８８—１６９７）时，因为缺乏资金，曾下令卖官募捐。清朝捐纳的人很多，而且价钱也不是很高。在乾隆时，二十石米就可以捐个七品官。因此，商人为经营方便，士绅为游走上层，文人为结交广泛，常常会捐个官职。“捐纳制”的弊端早有定论，不必赘言，但也应当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乐凤鸣捐个官，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拓展事业的权宜之计。不过，更值得人们关注的，不是乐凤鸣中没中过举，怎么得到的“内阁中书”，而是乐凤鸣为什么会在壬午年乡试之后“闲居无事”。这是因为，他突然对人生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
乐凤鸣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他参加过两次乡试，第一次是康熙三十五年（１６９６），第二次是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都没有被录取。他只是凭着意志，才没有自暴自弃。壬午年（１７０２）乡试时，他已经四十一岁了，即使中了举，也要等到三年后才能参加会试，会试通过之后，还要再过三年才能参加殿试。到那时，他已年近半百了，如何能和那些二三十岁便中状元的“青年才俊”相比？回想以往，他自嗟自叹，深感年华虚掷；瞻念前程，他自怨自艾，不免心灰意懒。他又想到父亲讲过的皇亲国戚为角逐权力明争暗斗的宫闱秘事，达官显贵为升官发财不顾廉耻的官场丑闻，感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梦。他突然醒悟到，要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为此，他常常白日对窗苦思，夜间望月冥想，表面上是“闲居无事”，其实内心的争斗又岂是“翻江倒海”所能形容得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