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人的欲望是可以膨胀的，新产业革命的爆发又会增加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与索取，各种自然资源会以成倍速度加速消耗。前人曾说过，资本主义100年生产出的东西比人类历史上加起来生产出的东西还多；而碳排放事实上也如此——人类工业化以来200年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过去地球200万年累计产生的碳排放还多。
相比之下，低碳革命则完全不同，它的实现是反其道行之——需要我们人类降低对各类生产资料乃至生活资料的消耗，从而降低排放与污染。在碳排放权交易中有一种交易模式叫“碳中和”或“碳补偿”，某种意义上，低碳革命就是要实现对以往产业革命所导致的资源过度消耗与二氧化碳过度碳排放进行的一种“中和”与“补偿”。
同时，当低碳变革向全球推广蔓延时，经济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已无法实现，全球碳排放总量的降低意味着必须要有国家和地区为此作出牺牲，无人买单的低碳变革是无法实现的。最理想的办法，是通过技术进步达到一种“类帕累托改变”的状态，即全球各国联合起来，以最小的损失和付出进行低碳变革，争取以最小的成本达到低碳转型的目的。
这一变革的关键就在于低碳技术。要实现低碳，显然不能通过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抑制人类的正常需求来达成，像道家文化所倡导的那样，回到有车船不用而改步行的小国寡民状态中去，人类需要通过研发新能源技术，开发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工业、低碳农林等各领域的节能减排技术，来实现低碳革命，达成低碳经济转型。另一方面，要实现低碳转型，人类的一些对自然过度索取、对资源无节制的索求欲望也确要加以抑制，从而达到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从这一角度上说，低碳革命在经济上是具有一种“收敛性”、“减量化”特征。
低碳革命具有的这种特征，使其在全球的推广普及上并不会像前几场产业革命那样一帆风顺。以前的产业革命因其在经济上具备“扩张性”特点，会受到各个国家地区的青睐，因为变革会让一国的经济规模扩大、就业量增加、人们的生活舒适度提高；具有“收敛性”特点的产业变革却非如此，当一国为达到低碳要求而进行巨大投入后，很可能会长时间内见不到上述投资效果，甚至会感到有某种副作用的产生——由于生产成本的提高而降低了一国在国际上的产品竞争力，或因社会成本的攀升而让一国居民感觉到生活质量在下降。
这也就是为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各国不能在节能减排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本质原因：尽管各国都相信低碳变革的未来前景广阔，但由于它所具有的这种经济“收敛性”特征，使得各国在进行实操时又有所顾忌——当真金白银投进去后，如果既见不到经济水平的提升，又见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所背负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很多国家都退却了，中国却迎了上去，作出“到2020年碳强度减排40%~45%”的承诺。这需要一种付出和牺牲精神。中国政府当然也会考虑到走低碳转型之路需要面临的“收敛性”作用，但为了实现全球碳减排的大目标和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这种付出是必要的。
中国为确保这一目标付出的平稳实现，也做了系统的制度性安排，包括投资新兴能源的计划安排，包括“十一五”、“十二五”的节能减排计划安排等。2010年8月工信部宣布对18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进行彻底清剿的决定，全国2087家企业的落后产能被要求在2010年9月底前彻底关闭。这次专项治理行动就是中国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手段最严厉的一次关闭企业的行动，也是中国为履行碳减排的国际责任而做出的一种姿态，彰显出中国的付出精神。
应该知道，落后产能在技术上是落后的，但在经济效益上却并不一定落后，相比先进产能而言落后产能有时甚至是低成本的，关闭它们意味着一种放弃——对已投巨大资本进去，还能产出效益的自有财富的放弃，这就是中国为低碳转型所作的付出，也是为履行国际责任而作的一份答卷。
当然对中国而言，低碳的“收敛性”特征对国民经济发展也并非全是负面：如果我们以三十年为时间衡量跨度，以全球资源配置最优为出发点，以中国人民福祉最大为目标价值取向，综合这三个维度作通盘考虑，那么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许并不用那么快，一些不必需的项目或可以不上，一些非必要的工程也可以不赶。从这一角度上说，低碳革命对经济的“收敛性”也有其积极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