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知即世间即非世间，无所谓净土；即人即我，无所谓众生。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
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
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呜呼，大国民!
呜呼，唯我大国民!
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
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
谁与我仗剑挥刀？
呜呼，大国民!
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这首《祖国歌》，我并不知道它的曲调，现在能够哼唱出来的老人，恐怕亦少而又少了。不像那首著名的《送别》，世代相传，至今小到幼儿园小朋友，大到四世同堂老奶奶，几乎人人会唱。然而，这首歌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却非比寻常。在缺乏现代电子传播媒介的一百年前，这首歌竟能传遍大江南北，实属奇迹。
作为李叔同歌曲处女作，《祖国歌》的成功仰赖几个方面。歌词切入人心，体现了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曲调改编自民间曲调，容易上口；沪学会的传播更功不可没。可以说，这首歌奠定了李叔同乐歌音乐家的地位。
如果说以前李叔同还只是个有进步思想的富家公子，那么，自从进入南洋公学后，他就是个将先进思想付诸行动的新青年。他已放下了自己封建大家庭出来的士子身段，与身边的进步青年一道，将自己的时间、精力与才学积极投身到唤醒民众、救国兴邦的事业中去。在这个旨在培养出曾国藩、李鸿章那样兼通中西的外交人才的地方，他最主要的收获，却并不是广博的新学知识，而是完成了他人生价值观的第一次转变。
他的这一变化，与南洋公学的蔡元培先生不无关系。先生曾对学生们说，今日之学人，不但自己要学习新知识新思想，还要用学来的新知识新思想引导社会，开发群众。作为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李叔同和他的同学们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为实现这一目的作准备。
他们的其中一项准备功课，就是学会演讲。在当时广大民众多为文盲的现实情况下，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最有效的办法，无疑就是聚众发表演说。蔡元培先生希望他们中间甚至能够出现像古希腊演说家伊索克拉底那样的人，用超凡的演说来唤醒大众的心灵。
对于当时那段经历，黄炎培先生曾经回忆过。因为南洋公学特班招收的大多是江浙籍学生，所以讲话口音很重。江浙方言发音绵软，吐字亦不够清晰。于是大家就让国语标准的李叔同做老师，教他们讲国语。教学两方面皆极认真，故个个进步神速。由此可以看出，李叔同在与人交往中，虽然原则性比较强，但并不傲慢孤僻，相反，他对人亲切和蔼，还十分乐于帮助别人。
一百一十年过去了，作为现在上海交大前身的南洋公学，历经劫难，已湮灭于厚重的历史烟云里。当年的首届特班学生们，那些二十岁左右，风华正茂的有志才子们，亦已作古。他们在那尚不足两年的学习生涯中，被灌输以爱国思想，并终尽一生，在不同领域里不遗余力地为着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留下了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
后世的我尚且不能不钦佩蔡元培先生，作为他的弟子的李叔同，我想，对他就不仅仅是敬佩了。先生的精神与为人，以及教学方法，均深深影响着他。终于使他后来也走上了教学这一条路，而且成为与先生一样极有名望的教师。
1901年进入南洋公学后，李叔同住进了宿舍，平时课业繁重，稍有空闲，又忙于结交新朋友，还要时不时去看看李苹香。一个人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如此一来，他回家看望老母妻儿的机会便少之又少了。
偶尔回家一次，他还会与许幻园他们聊个不停，急着将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接触到的新思想，讲给他们听。或许他亦注意到，母亲的白发更多了，身子骨愈发瘦弱了。而幼小的准儿，几乎不认识他这个爹。
那曾经勾起过他无限诗意的草堂景致，同游风光，门前的青龙桥，远处的帆影，什么“潮平岸阔风定日斜”，“冬月赏梅”，“疏影暗香”（许幻园《城南草堂笔记》），一切的一切，如今亦如此时的妻子一般，在他眼里，渐渐模糊淡化，成为他鲜活亮彩人生或可有无的布景。
她总是站在他的斜后方向某个显而易见的地方，长时间地望着他。他正向前探着身子，半眯着两眼，伸鼻子欲嗅那梅花的香。小小的院落，头上一方蓝丝绒一般软软的天空，星星很近，仿佛快要掉下来，砸到他头上了。
他终于觉察到了她，一双曾经令他欣喜的小鹿一般的大眼睛，当下却让他有种被人监视的不自在。
有时，他亦会对她生出些许歉意，因而想要对她补偿些什么。就如今夜。
翌日绝早，天光将将映白窗玻璃上的哈气，他便伴着鸡叫，一骨碌爬起来。她惺忪着一双睡眼，刚想努力起身，好亲自去为他准备早点。衣还未披好，既被他轻轻重又按回枕上。
他就这样轻手轻脚地走了。而她，躺在床上，还在一遍遍回想着他刚才微笑着，一言不发，为她掩好肩头被子时的样子。
他由偏僻的城南草堂，赶到学校时，离上课还有一刻钟，刚好来得及在上第一堂英文课前，回宿舍放下从家里带来的衣物。
上午的课一般都是西学，外文数学之类，必得头脑十足清醒。他匆匆用冷水洗了把脸，就健步如飞地跑去上课了。
公元1902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补行庚子年乡试，亦为庆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狩回京，又另加一次辛丑“恩科”。
李叔同来到杭州，于农历八月初八，在杭州贡院参加了这届恩科的第一场考试。南洋公学亦有其他学生参加了这次乡试。结果发生了名动一时的闹闱事件。
据1902年11月的《笑林报》载，这次乡试的第二场便有疑似南洋公学的学生率先闹事，与考官争辩。一方面，有考生生病，甚至有当场毙命者；另一方面，接受了新思想的考生们，对考卷内容十分不满，既而退出了考场。李叔同既在此毅然退出考试的考生之列。
在这一年中，不但清政府组织的科举考试令他大失所望，而且紧接着南洋公学又于11月间发生了学潮，致使他欲仿效父亲，考取功名，走仕途报效国家的愿望，一再破灭。
南洋公学的退学风波起源于一个名叫郭振瀛的教员，此人其实代表了某些与公学学生崇尚的新思想主张相悖的教师。他禁止学生阅读当时的进步刊物《新民丛报》，这本半月刊于是年2月由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在进步学生中非常受欢迎。由此，学生们对其十分不满。而当一次他不小心坐到了学生放在他位子上的墨水瓶后，此人开始借题发挥，恼羞成怒，要求校方处理一干学生。于是校方实行了一系列开除学生的极端手段，最终非但没有压制住学生们的不满，反而酿成了罢课退学的结局。
蔡元培在与校方协商无效的情况下，于11月16日，带着他的特班学生，集体退学，一起离开了南洋公学。
李叔同作为蔡元培先生的高足，自会积极响应老师的号召。这样一来，他对于在行将就木的清政府谋求进身的希望就彻底落空了。但这一事实并未对他构成什么打击，因彼时的他，早已接受了新思想，正踌躇满志于为国为民办教育、办实事。
在蔡元培先生的鼓舞下，这一群原为政府培养的高级人才，迅速散向民间，纷纷自发地组织起来，办学教学，招收广大的有志求学的青年。就像先生说的那样，按才华专长，能够胜任哪门功课的就去当哪门功课的教师，想回乡办学的就立刻去办。
李叔同遂去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在那里做了国文教师。能在这所以英文授课的学校里任教，主要得益于他在南洋公学期间，英语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由于有美国圣公会背景，宗教在圣约翰大学备受重视。他在这里不但接触到了西方的宗教观，还有幸结识了一位好友尤惜阴。俩人同为国文教师，时于校内中式教学楼怀施堂上课，性情似亦颇多相近处，日久便无话不谈。后来最终成为演本法师的尤惜阴，对佛教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其时他便去杭州虎跑寺行过皈依三宝仪式，号弘如居士。由此与圣约翰大学校方因信仰不同问题产生了矛盾，遂决定带着李叔同一起离开圣约翰大学。
由于两人皆认定以教育拯救民族是当务之急，于是一拍即合，兴办起了免费的平民子弟学校。这一时期，李叔同好似上足了发条一般，忙于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去帮助那些没有条件就学的年轻人，使其有机会补习进修。这些教化民众、传播新思想的工作，成了他离开南洋公学后的主业。
这里不能不提到两个对李叔同产生过影响的人。一个是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另一个是沪上工商界名流穆藕初先生。
马相伯天资聪颖，又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小修院接受过八年“神修”训练，精通于西方新知识，当时几无出其右者。曾获神学博士。1903年与蔡元培等创办震旦学院，后又创办震旦公学，一直致力于培养进步学生和革命青年。抗日战争时期，他还曾积极参与过营救沈钧儒等“七君子”的活动。
李叔同与穆藕初的哥哥是南洋公学的同学，以此认识了他。穆家贫寒，穆藕初不得不少年辍学，进棉花行当起了学徒。但他坚持自学，并于l909年由朱子尧等资助赴美留学，专攻农科和企业管理。学成归国后，他先后在上海、郑州等地创办纱厂和纱布交易所，以及棉种改良会，逐渐成了实业家。他用办企业的利润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不但创办了多所中小学，还资助黄炎培办中华职业学校，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他与李叔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友谊甚至延续至李叔同出家后。
1904年，马相伯、穆藕初、黄炎培、李叔同、许幻园等人发起成立了沪学会，主张向西方学习强国之法。还练习枪操，倡导尚武精神。沪学会设有补习科，主要招收失学青年。还举办大小演讲会，编演文明戏，借助这些宣传手段，提倡民权女权。
沪学会的这些活动，李叔同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参与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将从小由京剧上培养起来的戏剧天分，投入到了新式舞台戏剧上来。这些由他们自创的舞台剧，往往主旨在于向广大民众宣讲新思想、新风尚，像“自由花开八千春，是真自由能不死”“中原滚地皆胡尘”这样的诗句就出自李叔同之手。可以说，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探索和尝试，为其日后在日本兴办春柳社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