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去哈佛的前后用英文写了一篇《中国经济改革中价格的作用》的文章。这篇文章我投给了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被录用于1989年vol.3，No.2，题目是Chinese Experience in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Mechanismin to A Planned Economy：The Role of Pricing，但是要求和另外一位教授，Heriot？鄄Watt大学的Paul Hare联合署名，因为我的英语不行，而且还要补参考文献，这些我都不熟。这篇文章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从夏威夷大学来哈佛的访问学者Shelley Mark看中，要求跟我合作发表。我也同意了。后来此文发表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18，No.3题目是Price Policy and Pricing Reform in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哈佛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正式通知我将此文作为教学的案例教材。那时候电脑还不普及，用手动打字机，经常会打错，写论文特别费时间。
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一年中，我到了许多地方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第一次是4月13日到印第安那州的Terre Haute的Rose Hulman大学讲中国经济。这所大学很有点名气，以教学严格著称。学生全是男孩子。他们替我出路费还给了200美元的课酬。我一共讲了6次，另外有一次是课堂讨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用英语对外国大学生讲课，效果比预想的好。接待我的是台湾去的殷宗舜教授。他曾经来美国所访问，因而认识。这次活动学校的几位教授都参与，还办了一次家庭Party，我是主宾，有20多人参加。我从Terre Haute直接去了普度大学徐安泰（茅以升的外孙）处，是他开车来接我的。类似的活动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召开的讨论中国经济的会，从中国来的讨论改革的代表团有参与，其中有宋国青，那次是林毅夫做翻译。
在美国的这一年中结识了不少国际知名学者。和我最亲近的是Houthakken教授，他是著名的能源专家，他开的一门课叫“需求理论”，我去听过。由于我们在能源理论上的观点相同，成为知心之交。他约我去他的乡间别墅度假，很开我的眼界。他的女儿陪我在森林里散步。那里风景极美，古树参天，又有湖泊小溪，看见水獭在筑窝。别墅里保存着一本签名本，来访问过的人都留名，有教皇、总理等。我也在上面留名，并写了访问感想。教授领我去他的森林地看，他每年来看一两次，平时没人。他又去找了相邻的一块地的地主，他想把相邻的这块地买下来。但是那位老太太不愿意出让。15年后我再次去哈佛大学，他已经退休，没碰着，很遗憾。这一年中我去了加拿大两次，一次是和樊纲同行出席社会经济学国际会议，途中玩了尼加拉大瀑布。那次会议有马凯参加。在会上还遇见了ClemTisdell教授。后来他请我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任高级讲师。另外一次去加拿大是由IDRC（国际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和能源方面的专家见面，特别是去了Winnipeg，会见了国际著名能源学者VaclavSmil。从此我们变了好朋友。他几次来华都是我作陪，当翻译。他送给我他的名著：《普通力能学》、《能源，食物，环境》、《中国的环境危机》。他是捷克人，苏联入侵后从捷克逃来美国。在加拿大又认识了印度学者AnsuDesai，他是IDRC能源项目的负责人。他对我极其欣赏，称我是new ideaproducer，而他是consumer。我相信1987年是他介绍我去担当非洲能源政策顾问之职。
在美国我又和我们家在美的亲戚相聚，最重要的是和陈熙明、陈修明（我的表兄）两家、翁之达（我的姨夫）、茅为璇等。我和福特基金会商谈让赵燕玲来美国陪同我，得到福特基金会的同意，并发函给我爱人，以便办理签证。那时候我太太出国要我父亲的单位领导批准，现在看来是天大的笑话。但那时候是极其普遍的规则。我父亲的单位是铁道部，铁道部不批准，她就没有来成。不过她对来美国并不很热心，因为我爸我妈都要人照顾，他们都是70多岁的人，她很难脱身。包括后来我去澳大利亚她也没有跟去，都是因为照顾老人。她生性不喜欢到处跑。后来我爸我妈去世后，除了去美国看儿子她很高兴，别的都不积极。出国旅游也要经过动员才能勉强成行。
在美国没有在银行开户是不能生活的。我在哈佛广场上的海湾银行开户，后来一直保留至今。银行改了多次，先是变成了波士顿银行，后来变成了Fleet银行，最后变成了美国银行。我从美国回国时买了许多旧衣服。这些衣服有的是教堂里出售的，有的是旧货店买的。所谓的旧，其实还很新。儿子女儿都因此换了装，我还送衣服给了我的几个青年朋友。我还带回了音响、电动打字机（现在都用计算机打字，电动打字机已经不用了），这台打字机送给了美国所。我在波士顿住所换了两处。先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女秘书JeanSchreiner家。她和我同岁，她的丈夫多年前去世，现在拥有一个三层楼的大别墅，把多余的地方出租给访问学者。另外一位房客是来自瑞士的GeorgesSchmutz。后来他的太太（中国人）来到波士顿，就搬出去自己住了。我和Georges一直保持联系。近年来他带领他教的中学生来华度假，还到我家做客。第二次住在哈佛大学附近，和中国人住在一起，更方便一些，房租也便宜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