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玲是1954年夏来到齐齐哈尔。次年春，铁道部要编制牵引计算规程，要调一批懂牵引计算的技术人员集中编制。我被铁道部看中，调去大连编规程。同时去的还有沈阳局的关希圣、铁道部的杨居璋、设计院的梅志存、太原的周浩、天津的刘玉梅等。其中最可惜的是关希圣，“文化大革命”时被逼自杀死了。我们在大连的办公室是在“机车定置试验台”院子内。那是日本人建的从德国进口的试验台。机车开上台，车轮对准定置台的轮子，机车就可以像在轨道上一样行走。当时指导我们的是苏联专家沙洛克，中方行政领导是张惠生，团委书记是荣更生，荣更生在“文化大革命”时也被逼自杀。张惠生后来一直是我的领导，他在困难之中暗地里保护我，这是我的猜想。
在大连编规程时，赵燕玲忽然犯胃病，大出血住院。朱金庸打电话给我，说不太要紧。我就没有回齐齐哈尔。她这次发病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又要上夜班，生活也不规律，可能也是离家想家。其实这次的病犯得很严重，以后胃病一直困扰着她，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好起来。那时北京刚刚成立铁道研究院，需要技术人才，结果把我挑中了。还没有回齐齐哈尔滕代远部长的调令就下到了齐齐哈尔铁路局。编规程结束后我回到齐齐哈尔办理调动手续，回到了北京家中。这当然是喜事。过了一年赵燕玲也调来协和医院。她在齐齐哈尔铁路医院是先进工作者，是工作上的台柱子，可是到了协和，规矩很严，她是一个小小的护士，工作不大称心。这时候她生了我们头一个孩子茅为星。产假后工作没几个月就又病倒了，请了病假。我感觉请病假不工作还拿工资，于心有愧，所以我劝她停薪留职，安心养病。后来她再也没有拿过国家的工资，再也没有上班。
“吃”是生活中的大事。记得我到齐齐哈尔时，东北的生活比不上上海，食堂里经常吃高粱玉米，细粮是特殊待遇。我经常上馆子，因为没有别的生活负担，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吃的上面。1954年，赵燕玲从苏州来到齐齐哈尔，她从小没吃过苦，对高粱玉米难以下咽。除了继续上馆子，还叫家里从苏州、北京寄食物。肉松、板鸭、糕点、糖果，甜的、咸的，从来不断。两个人挣的工资吃掉了一大部分。不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时候工资每年都长，生活并不困难。次年我们两人先后调来北京工作，1956年工资改革，我的工资涨到133？郾5元／月，她作为助产士的工资也有58元/月。1957年我又出版了头一本书《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拿到1600块钱稿费，合十几个月的工资。那时候是我们收入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当了“右派”，我被降职降薪，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我们的头一个孩子又出生，生活一落千丈。
爱人赵燕玲
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开织造厂生产绸缎的。改革开放后还有人问他家要过去织出的样本。她父母结婚可说是门当户对。但是下面的几个子孙不肖，抽大烟败落了。也幸亏败落，否则1949年之后说不定会变成地主资本家，被斗被杀。
她出生于大户人家，但不是书香门第，没有知识分子的味道。她不像我那样对自由平等有强烈的追求，对社会有责任感。所以她反对我的独立精神和社会关怀，总希望我归顺权威过个好日子。可是我自有我的原则，结果难免磕磕碰碰。她对我的事业的帮助主要是分担了我的家务事，而不在直接的事业上。我曾经设想过，如果我被抓去坐牢，她会怎么办。她不可能发出和我同样的声音，呼吁外界的支持。但是她会很务实地设法营救。
她家和我家不一样。日寇侵华时我们茅家全都跟着国民党撤退到了内地，因为不想做亡国奴。但是他们赵家全都留在了沦陷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什么政权，能够有生意可做就好了。这一点不同说明了我们两家在基本观念上的区别。新中国成立后她家不再有原来的气派。新中国成立那年她15岁。在这之前过的是少爷小姐的阔气生活，住在深宅大院里，家里用好几个保姆，还有车夫。当然抗战之后他们家生活已经大不如前。她是1934年出生于张家口，1937年抗战爆发。那时候她父亲正在张家口开蛋厂。因为战争，卖掉了厂回苏州。她是家里头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又体弱多病，所以是家里的最娇的娇小姐。她有4个妹妹、2个弟弟，但是全家宠爱集于她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