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最后黑暗
“冬天已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的这句诗，曾经无数次鼓舞了那些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黑暗中探寻光明的勇士们。
如今，它也深深感染着在最后的黑暗中，默默等待光明的顾准与吴敬琏。
冬去春来，吴敬琏在最艰难的时候，始终保持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乌托邦式悲剧？
时间进入1972年，这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七个年头。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混乱，不仅让全国民众感到不安，也让毛泽东感到匪夷所思。
早在1966年，毛泽东于7月8日给江青写信时，就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不出毛泽东预料，“文化大革命”很快就让中国陷入了“天下大乱”的状态，而如何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便成了当时最棘手的问题。熟读历史的毛泽东自己也当然知道，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很难收回了。
毛泽东执意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难说其中没有乌托邦式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不论怎样，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很轻易就击败了所有有形的敌人，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击败那些无形的敌人。
于是，经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决定缓慢调整自己的思路与政策。
在那段时间内，毛泽东所做的最重要一个决定，就是着手恢复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这不仅预示其个人思想出现根本性转变，更预示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而促使毛泽东做出这一转变的，既有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事件的因素，也有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灭亡的催化。
顾准向来有一个习惯，即通过日记，记述与分析国际局势微妙变化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影响。在1971年3月29日的日记中，他就这样写道：
“局势发展的迅速出乎意外，现在是全胜的局面了。二月八日开始的九号公路战役以全胜告终，现在这一战役的政治后果，还看不清楚，也许会大大超过奠边府之役。”
在顾准看来，“尼克松于此一战役彻底溃败之后，不像希特勒那样公开宣告败绩，而且掩饰败局，吹嘘达到了'原定目标'。这就说明他并不企图组织一次卡内败绩后的拼死再战，扳回战局。法国的德姆维尔推测，九号公路战后将出现美中和解的局面，苏联也不断攻击我正在勾美反苏，从三角斗争的逻辑而言，这也许是必然的结论”。
“66年致秀函中，曾谈到我的出处，将在越战胜利之后，现在从某一方面来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当然，当时我们设想的越战胜利，其实是半途而废的胜利，是某种让步后的和解，而不是一种辉煌的军事光荣的胜利，这是我这样一个猥琐人物头脑里提出来的结论，那种气壮山河、决战决胜的前途，是主席、胡志明这样的大人物才能下的决心。”
他认为：“打赢美国，迫使美国承认败局，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平衡的相互关系，然后以三大国中的一员活动于国际舞台，使我成为小国和大西洋诸发达国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时在这种全胜的鼓舞下加速经济发展，以便在十年十五年中超过日本，在再长一点时间内超过美苏。”
“如此功业，彪炳千秋，在我国历史上秦皇汉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项背。在这种情形下，文学之士是有用的，学部存废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就是明港集训的背景。”
宣布自我解放
顾准在1971年3月底的有关预测，到1972年便得到初步应验。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
22日，周恩来同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周恩来表示：台湾问题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尼克松表示：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26日，周恩来陪同尼克松赴杭州访问。之后，尼克松一行飞往上海。
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声明：“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作为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尼克松的访华之旅，不仅打破了中美关系之间的僵局，让中国从故步自封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也让国内政治局势有了稍微的缓和。
1972年7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乘国内政治局势有所缓和之际，下令让学部全体人员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
学部的“五七战士”，也就在这种乍暖还寒的政治空气中，结束了其下放历程，从明港陆续回京。
那时，学部还有69个未获解放的“反革命分子”，吴敬琏便是其中之一。
在即将抵京的列车上，军宣队告诉吴敬琏，要求他到京之后必须留在学部大院，不能随随便便出学部大院的门，也不能回家。
此时，吴敬琏的妻子周南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已与吴敬琏分别了将近3年之久，自然对这个不近人情的决定，感到非常恼火。
周南专程赶到学部，向军宣队政委质问道：
“吴敬琏到底有什么问题，他是反革命吗？如果他是，我可以和他划清界限，但是你们得拿出证据。如果不是，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还要搬家，请你们让他回家。”
于是，吴敬琏第二天就宣布了“自我解放”，军宣队尽管在学部会议上通告“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但也没人说要去吴敬琏家里抓回他。①
顾准也回到了北京。先前被迫与他离婚的妻子汪璧，已于四年前不堪世事折磨，自杀身亡。面对家破人亡、物是人非，如汉时苏武一般，顾准已无家可归。此时，肺疾缠身的他，只得待在学部的大院里，与青灯为伴，著书求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