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约定
那段时间，顾准与吴敬琏约好每隔一两个月见一次，共同交流见闻、读书进展及学习心得，希望能够沿着在明港干校时已形成的共识路线，继续自己的思想漫游。
如今，吴敬琏已完全被顾准的学识所折服。顾准陆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
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
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
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
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
这些问题，无不让吴敬琏深感震惊。②
吴敬琏知道，解决这些问题，对找准中国经济发展脉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然而然，他非常愿意沿着顾准的思路，穷其毕生，更进一步地做学术探究。
在顾准的指引下，吴敬琏开始广泛阅读西方经济史。
吴敬琏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读《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是一套总共10部的英文著作，每部500页。吴敬琏给自己订下了每天必须读完50页的硬性计划。
为了能更进一步理解西方经济的发展脉络，吴敬琏还把对西方经济史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触角伸到了中世纪。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他不忘关注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动态。
如何更好地吃透这些问题？吴敬琏常去经济所的图书馆，查阅各种国外期刊，并在顾准指导下，一边学习英语，一边翻译乔·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
而顾准在这段时间，除了拖着病躯，怀揣冷馒头，天天跑去北京图书馆，搜集资料素材，日夜加班地把在“干校”已酝酿成熟的巨著《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写出来，同时也在翻译《乔·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①
总体来说，吴敬琏这段时间的生活，充实而又清闲。
由于学部的军事管制已解除，吴敬琏得到许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不仅能自由阅读、自由写作，偶尔还能抽出些额外的时间，陪陪妻子与两个女儿。
“待机守时”
此时，对吴敬琏来说，最感到遗憾的事情，莫过于顾准的病逝。
顾准的肺疾由来已久。吴敬琏在明港与顾准朝夕相处的那段时间内，就经常看到顾准痰中带血。因一直以来未得到较好的治疗，到1974年10月，顾准的病情便加重了起来。
吴敬琏看到，顾准已经开始咯血，病情已严重得不能再拖。于是，他陪着顾准到了反帝医院（原协和医院）看痰细菌培养结果。大夫看化验报告后觉得有问题，可因顾准还戴着“右派”帽子，不敢把他收到医院，只能将其放到急诊室走廊里。
吴敬琏当时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便给顾准的老战友骆耕漠打了个电话。骆耕漠当时已双目失明，也带着个“叛徒”的帽子，但他听闻顾准病情后也着急不已，于是找到医院党委书记杨纯。杨纯是顾准、骆耕漠在新四军当首长时的红小鬼，接到骆耕漠的电话也没怠慢，立马派出一个秘书，过去协调顾准住院事宜。
有一次，大夫查房时，无意间用英语说到了顾准的病况。获悉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病后，顾准立即叫来吴敬琏，对他说：“我过不了多久就会说不出话了，就谈不了了。这次，会是我们最后一次长谈。你呢，以后也不用再来了。”
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