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中国的利别尔曼”
当孙冶方与顾准等经济学家，正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进行理论探讨时，中央也开始对“大跃进”运动中所暴露出的经济问题进行彻底反思。
在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初步觉察后，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7月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提出了一些纠正错误的理论和观点。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还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必须区别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生产，不应当害怕商品生产”。
他特别强调，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废除商业和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
他同时进一步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着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理论研究者们。
价值规律研讨
为进一步厘清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价值，1959年4月，经济所特地在上海和平饭店，组织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研讨会。
在这次研讨会中，共有245位经济学家、教授和经济工作者与会，总共提交了论文54篇、调查报告23篇。
会上，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和价值规律、关于人民公社自主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三种主要交换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一次集中探讨。
吴敬琏与孙尚清、张卓元、陈吉元等年轻学者，也以会议记录者等身份，出席了这次研讨会。
研讨会中，吴敬琏还主动发言，给参加会议的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蒋学模、骆耕漠、王亚南等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①
在组织了一系列关于价值规律的研讨会之后，孙冶方对价值规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理解越来越深刻，并以此为主题，写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1959年发表的《论价值》。
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创造出一个与旧体系截然迥异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以最小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最小-最大”）的经济思想作为红线，并在其中贯穿价值范畴。
如果要说得更加直白一些，就是孙冶方有计划地依据《资本论》思路，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编写了一套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套酝酿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启动时间是1959年11月。
到了1960年2月，靠着集体的智慧，该书已写出约40万字。当时，直接参加全书写作的有29人。可稿子出来后，大家一致认定，这一稿并不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更像政策论文集，于是不得不决定全部重写。
为尽早完成这项伟大工程，1960年5-6月间，孙冶方更是集中了所内近百人参加该书写作提纲的学习与讨论工作，并从7月开始集中一部分人进行写作。随后，这个工程因开展“整风”运动而中途搁置。
1960年10月，孙冶方再度召集了37人着手编写，到1961年1月，便拿出了150万字的初稿。经各编写小组分头审阅讨论，删去各章重复内容，并对局部章节做了改写后，全书最后被压缩到110万字的篇幅。②
吴敬琏也参加了该书第一稿的编写工作，并在1961年3-5月，被召集到香山饭店，参加了书稿的研讨工作。
二度参编教科书
没过多久，吴敬琏又被时任中宣部宣传处处长于光远抽调，参与编写另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和孙冶方的编写小组一样，于光远领导的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编写小组也是希望按《资本论》范式，搭建整部书的框架。
在于光远的指导下，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十几个人组成的编写组，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写出《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1961年出版）。该书在中国曾被长期当做教科书使用。
相比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编写工作的顺风顺水，社会主义部分却一直处于难产状态。人们反复研读那些经典原著，没日没夜地探讨，可惜成果寥寥。
事实上，这显然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着很大关系。当时，斯大林的逝世，已让“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种种弊端得到曝光，包括苏联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对该经济模式产生了严重质疑。
此时，人们也对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该如何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有了不同认识。
认识的不统一，必定导致观念上的分歧；观念上的分歧，又会导致行动上的对立；行动上的对立，又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既然大家对社会主义的共同认识已越来越微弱，而社会主义又非常强调社会大集中，在缺乏绝对权威指引的情况下，要靠一个组织的力量完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写作，自然会遇到重重困难。
在此形势下，孙冶方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也颇为曲折而吃力，如果加上改革开放后该书的再度编写，这部书可谓历经了“两起两落”。
尽管为写好这本著作，组员们殚精竭虑，直至熟读经典著作达到了融会贯通、信手拈来的水平；然而，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经济现实在理论阐释上终究难以自洽，使这部书的写作最终不得不被放弃。
不过，对吴敬琏而言，有机会参与编写教科书，他亦受益良多。他开始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做了一些集中的涉猎和梳理。
他认真积极地参与写作，或者是自己独立创作，或者是与同事合作，陆续写出了教科书的一些内容。比如，吴敬琏与同事们，合写了分析国营企业行为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部分。
而自己独立写作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则从总体上研究了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各种经济成分间、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国家与企业间、生产企业与流通企业间、各部类间、物质生产者与非物质生产者间的货币运动与产品运动，以及这些经济成分、单位、部类、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用图表和数量的形式，将这些运动的规律性，较好地呈现出来。①
显然，两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其编写工作之所以都遇到了如此多的阻碍，是与大环境关系甚密。
在经济所内，尽管孙冶方一直秉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讨论过程中，他又一直鼓励大家“求异存同”，鼓励每个人尽量能亮出自己的真实观点，但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人都因害怕被无端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而心存顾忌。
这一点，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过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这场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接受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所提出的“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的理念。结果，这些自由分子在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后，大多数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为了让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松绑”，1962年4月，孙冶方和经济所特地组织了一次座谈会，邀请千家驹、王学文、王亚南、关梦觉、邝日安、陈序经、陈岱孙等参加全国“两会”的经济学家座谈，加强和改进经济研究事宜。
在座谈会上，经济学者们都对经济研究工作中“讲政治多，讲经济少”、“讲政策多，讲规律少”的现状心存不满，都提到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扩大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提高研究质量。
由此，经济学界的思想出现了短暂的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