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利润”正名
可惜，好景不长。
1962年9月，由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陡然之间，全国政治环境又出现了紧张的氛围。
恰在此时，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发表了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提议在苏联进行经济改革，并获赫鲁晓夫支持。这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的神经。
于是，从1963年9月6日开始，《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陆续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的系列文章，认为“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①。
一时之间，“利润”与“价值规律”，成了经济学研究中的洪水猛兽。
尤其是“利润”这个词，甚至成了修正主义代名词，研究者们在实际工作中不得不把“利润”说成是“赢利”或“积累”。
然而，此时的孙冶方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已发现经济运转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端，也看到了在实际工作中，企业由于在考核过程中连成本、利润指标都不敢使用，以致企业出现严重浪费。
为引起各方面重视，孙冶方秉笔直书，写了多篇文章，向中央领导及各经济决策部门进行汇报。为了让中央领导能及时获得最全面的关于经济运转的真实信息，孙冶方减小了一切不必要的应酬活动，分秒必争，在很短时间内接连写出了十余份报告。
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制度问题》、《关于等价交换原则和价格政策》、《关于经济研究工作如何为农业服务的问题》、《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文章，总数不下数十万字，分头呈报给李富春、薄一波和李先念等领导。①
在这些文章中，孙冶方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下放中央管理权限、加快固定资产折旧、注意无形磨损、讲求产品质量、注重经济效益、讲求投资效果等一系列理论观点。
而在1963年9月，孙冶方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文中，更是提出了“我们应该提高利润指标在计划管理体制中的地位，应该表扬那些努力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先进企业，批评那些不关心和由于主观不努力而不能为国家创造利润的企业。我们要恢复社会主义利润指标的名誉”等在当时颇为大胆的观点。
遭遇战：赤膊上阵
见孙冶方如此不顾大环境的风险，关心他的人都劝其避一下风头。
当时，在《经济研究》杂志工作的张卓元和项起源，找到了正参加中宣部教材写作工作的吴敬琏，打听上面的意向。吴敬琏认为，孙冶方的这些文章不太适合在当时发表。于是，大家便一致决定，由桂世镛和项起源去劝说孙冶方不要发表这篇报告，但孙冶方却依旧下定决心准备“赤膊上阵”。②
殊不知，此时的孙冶方，已被康生与陈伯达内定为中国最大的一个“修正主义分子”。
有一天，康生还专门找到了孙冶方，心存诡诈地对他说：“听说你在经济学上有许多新的观点，可以打份报告嘛！我负责给你转上去！”
临走时，康生还假装关切地说：“没事常到我家里去坐坐，我家里客人很多，大家闲聊聊嘛！”③
孙冶方尽管没到康生家坐过，但还是毫无防备地把一份份报告递给了康生。康生接到报告后，立刻与陈伯达密谋，然后飞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说：
“一个小小的经济所所长，竟敢鼓吹利润挂帅？他想当中国的利别尔曼！”
很快，在康生与陈伯达的授意下，一支支“毒箭”射向了孙冶方。
为批判孙冶方宣扬资金利润率的观点，1964年8月，《红旗》编辑部特地召集了北京、天津部分经济学者，搞了一次关于再生产问题的座谈会。
会上，面对各种无端指责，孙冶方毫无惧色。申辩时，他坦然地说：
“我主张赤裸裸地交代自己的观点，想了什么就说什么。我不管有的同志一讲到资金利润率，就说是修正主义的观点，也尽管人家在那儿给我敲警钟，提出警告，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
他揶揄道：“这次提出来讨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打'遭遇战'。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
最后，他掷地有声地诘问：“我向来反对经济学家无能，借助于文学家，创造许多名词。规定了利润的平均水平，你占多少资金，在一定的生产价格下缴多少利润，为什么就联想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扯那么远呢？”①
憾批恩师
批判会过后，康生与陈伯达便紧锣密鼓地张罗着打倒孙冶方，开始对经济所进行“四清”。
在1964年夏天，中宣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组织成员来到东北参观，于光远就留下了经济所的吴敬琏与陈吉元，在工作组进驻经济所前，先向他们摸底。等工作组进驻到经济所，也立即把吴敬琏和陈吉元等人当做了“批判组”的“棍子”、“打手”。
此时的吴敬琏，因长期与中宣部科学处的核心层交往，再加上之前一直受毛泽东文论影响，自然认定毛泽东要比孙冶方更正确。于是，不由分说地加入了批判孙冶方的阵营。
不久后，中宣部与哲学社会科学部联合派驻了70人规模的工作组，浩浩荡荡来到经济所，他们目的只有一个，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
很快，张闻天的《集市贸易意见书》被视为“反党纲领”。组织讨论该意见书的孙冶方被诬告为支持张闻天组织反党活动，张、孙在经济所内结成了“反党联盟”云云。
受此牵连，孙冶方的生死之交顾准，则在刚刚摘下“右派”帽子没多久，再次被打成“反党右派”；其另一老友骆耕漠，也被诬为“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嫌疑”、“历史问题复杂”等，并被免去了政经组长的职务。
而与孙冶方有过接触的，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论》写作组的骨干们，如刘国光、董辅礽、何建章、孙尚清、桂世镛、张卓元等人，都随之受到严厉审查。就连自认为隔一层的晚辈赵人伟，也被迫写了篇长达5万字的检查。
刚开始时，工作组对孙冶方的批判，还只是在“学术层面”，不断对孙冶方的“利润挂帅”、“提倡价格和价值相符的价值规律”、“把生产力塞进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里”等经济观点进行批判，到最后索性直接将“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诬陷孙冶方“里通外国”。①
而这仅仅是由于“大跃进”期间，苏联统计专家索波里访问中国询及经济状况时，一旁的孙冶方用俄语说了句“头脑发热”，便被“四清”工作组上纲上线，当做其叛国罪证。
对孙冶方的大批判，不仅让许多经济学家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让经济所的研究工作彻底陷入了瘫痪。
那段时间，33岁的吴敬琏与陈吉元、周叔莲专门合写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载《经济研究》1964年第12期）的文章，加入了批判阵营：
“满足社会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直接目的。为劳动者的需要生产，而不是为利润生产，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
在大混乱中，吴敬琏完全迷失了前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