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的困惑
中学毕业之后，吴敬琏是带着对毛泽东当时倡导的民主自由理念的极度钦慕，走进大学经济系的。
大学毕业之后，吴敬琏则带着对“苏联模式”的向往，走上了工作岗位--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倘若说在大学里吴敬琏只是逐渐打开了视野，那么，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敬琏则有了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
然而，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的触目惊心的悖论，却让吴敬琏一再陷入迷惑与彷徨之中。
经济所：师从苏联专家
吴敬琏进入经济研究所，是在1954年。
那一年，一起分配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共有八个人，分别是北京大学的黄范章、黄载饶、经君健、冯泽，复旦大学的吴敬琏，中南财经学院的张卓元、利广安，四川大学的刘厚成。①
到中国科学院干部管理局报到之后，吴敬琏很快就被留在了院部，在管理局担任干部政治学习辅导员。
两个月之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代所长狄超白，对自己所里的两名党员--吴敬琏与刘厚成都被留在院部不甚赞同，他决定把吴敬琏换回所里。
狄超白是江苏溧阳人，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长期在国统区从事统一战线、文化宣传与经济研究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党中央财政经济部的统计处处长、北京大学经济系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后，他便成为了学部委员，后来，又先后担任经济所研究员、副所长和代理所长等职。
回到所里之后，吴敬琏很快就成为狄超白的学术秘书，还被安排做所里兼职研究员冀朝鼎和姜辰君的辅助工作，并当上了团支部书记。
进入经济所的第二年，吴敬琏就遇到了良师--当时来华任教的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得以跟着他学习和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这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外国教授，后来成了苏联著名的改革派经济学家。
而此时，中国经济已完全从战后的废墟中走了出来。尤其是重工业，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帮助下，的确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
到1956年，随着“一五”计划的接近尾声，几乎每月都有一个重要工业项目顺利建成的喜讯：第一辆国产车下线，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试飞成功，鹰潭至厦门铁路铺轨工程全部完工，全国所有县通了电报，95%以上的县通了电话，大部分县建立了有线广播站……
经济上的初步成功，使人们增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信心。
许多民众开始憧憬，企盼着“社会主义高潮”早点到来。
“论十大关系”与经济理想
就在人们沉浸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就之中时，外部传来了不和谐之声。
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这一秘密报告，不仅对苏联内部带来了巨大的震荡效应，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报告的提出，让之前笃信“苏联模式”的中国经济理论界，开始对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苏联模式”进行了全面反思。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吴敬琏的老师、苏联专家阿·毕尔曼曾发表过一个意见，认为在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不要学苏联。
阿·毕尔曼说：“苏联通过税收动员的资金不到预算收入的10%，主要是通过价格向农民索取积累。这样做虽然政治上很漂亮，但经济上带来的问题很多。现在中国业务部门的同志有一种倾向，就是盲目地重走苏联走过的路。这样可能会走弯路，造成损失。”
同年的4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这些敏锐、深邃的思想观点对吴敬琏有很大的触动。
现在来看，从《论联合政府》到《论十大关系》，这些文章之所以能够如此打动吴敬琏，并不难理解。无疑，就这些论述而言，的确包含较为浓厚的民主思想，无不肯定经济发展中个人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作用与价值。
而这些，与吴敬琏本人所认同的经济理想，无疑有着诸多契合之处。
不过，让吴敬琏始料不及的是，一旦有了现实利益的介入，这种经济理想就立刻变得脆弱不堪。
实际上，在现实社会里，由于各个利益部门特殊利益诉求的存在，个人正当的思想与行动自由，往往会在经济过程中受到不合理的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