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打开思想视界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
内战爆发后，《新民报》发表了多篇关于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社论。
比如1946年9月9日的社评：
“时至今日，一切都是打的局面，种种都是乱的特征，我们站在两端的中间来办报，谈和平，谈民主，来反对内乱内战，当然是不识时务。但四万万老百姓谁愿意再打下去？再乱下去呢？
“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要为老百姓说话，要使国家社会和平安定，要使政治清明，不贪污，有效率，要使经济走上轨道，人人无匮乏之虞，又岂是讴歌现实，文过饰非所能济事？
“所以我们虽然明知这条中间道路是一条左右不讨好的道路，但是为了明是非，辨真伪，为了代民立言请命起见，本报立场将始终如此去做。”
还有1947年2月11日的社评《请问有效的办法在哪里》：
“大家都在为国家的前途疑惧，疑惧我们在政治上的办法究竟在哪里？疑惧我们在经济上的办法究竟在哪里？……
“谈政治吧，应该不是和就是战，和有和的办法，战有战的办法。而事实上，一面国共之外交未断，一面各地烽火连天……
“谈经济吧，谁都知道恶性的通货膨胀，也会使物价飞腾，经济破产，但五千、一万的大钞终于发行了。工商业的严重危机，人们的生活被逼到饥饿线上，这难道不是总崩溃的前夕吗……
“由于各种事态的无法可想，由于各种矛盾因素的无法消除，于是只好用打的方法来解决。好，那就打吧！今天这个局面，便是这个结论的注解。但老百姓有一个要求，那就是'速战速决'，不管马打死牛牛打死马，若果长年累月地内战下去，不是甲打乙、乙打甲，而是和老百姓作对了，为什么老百姓就该白受牺牲呢？”①
而这些言论传到国民党头目耳中，必然遭遇迫害。
1947年5月25日，《新民报》上海晚刊被当局勒令停刊，同时停刊的还有《文汇报》与《联合晚报》。
此时的吴敬琏，已进入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中，其间又因患肺结核，休学在家。这段时间内，他好好读了《资本论》译著以及鲁迅等名家的作品。由此，其思想与视界已被完全打开了。
加之，报人家庭所具有的特殊舆论氛围，不经意间，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他自己的政治倾向。
《延安一月》·毛泽东
1944年6月，在《新民报》任主笔、吴敬琏以“叔叔”相称的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起访问了延安。回到重庆后，赵超构便写下了著名的《延安一月》。
《延安一月》对毛泽东做了细致描述：
“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被）介绍（的）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辞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在听取谈话过程中，赵超构“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谈话会大约持续进行了3小时。“先由毛先生说一段话，再分别答复各报记者提出的问题。90分钟的话，如拼作一句话讲，就是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认为惟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统一，也惟有民主的政治，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
赵超构对此评价道：“这种议论本是我所预料的，我并不感到多大的惊异，使我觉得意外的，倒是他的词句异常的审慎平易，语气虽坚决，可不像一般延安朋友那种'张脉偾与'的样子。”
他当时想，假如把毛的这番关于民主的谈论摘出来，放在重庆任何一家报纸上做社评，也不至于引起特别的感觉。“事实上，对于民主的原则，我们任何人几乎没有什么异点可资辩论，至于民主的程度，以及这一党对于那一党派所施行的民主作怎样的估计，那就难说了。”①
《延安一月》对毛泽东的白描，仿佛给吴敬琏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再加上，父母与共产党另一位领袖周恩来有多次深入交往，周恩来给他们的印象也颇为良好，不知不觉之间，吴敬琏已将共产党视为中国的未来之星。
也就是自此开始，吴敬琏迷上了毛泽东的言论，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拥趸，他还特地把新华社广播里所播报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在亲友中传阅。①
这些著作为中国描绘的美好前途，恰恰是一颗颗年轻热情的心灵所向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