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事业巅峰
邓季惺对物资供应也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纸张供应十分紧张，而报纸销路激增。她就派四五个人专门购买、储备纸张，以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
与此同时，战争使物价不稳，邓季惺及时把报社赚来的钱兑换成美元或黄金以防贬值。
然而，战争打破了原有的秩序，《新民报》坚持出刊到1937年11月27日，不得不迁往重庆。仅仅一个多月之后（1938年1月15日），重庆版《新民报》就正式问世。
1941年11月1日，《新民报》又成功策划出版了“晚刊”，后来发行量达到4万多份。这为他们扩大经营积攒起了足够的实力。
1943年，邓季惺又率领一支队伍来到成都，相继推出了晚报和日报。直到抗战后期，两地《新民报》的最高日发行量达10万份之多，堪为后方报业翘楚。
与此同时，邓季惺夫妇对事业的钟爱和良好的人缘，也为他们赢得了四川财阀和金融机构的支持。
在重庆和成都，但凡有声望的工商企业或银行，几乎无一家没投资过《新民报》的。
由此，报社股东会接二连三地决定增资：1944年5月，增资为1200万元；1945年3月，再增为2000万元；6月，为了筹备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刊，另需组建一家重庆新闻公司，又决定集资3000万元。此时，由于法币天天贬值，邓季惺将所筹资金和报社积累纷纷买进黄金、美元，以求保值。
不仅如此，在每次增资的过程中，报社还对有贡献的职工按年资和贡献大小，分别赠予不同股份，从而留住了大批仁人志士。
1945年9月18日，日本投降刚刚一个月，邓季惺就由重庆飞回南京。是年秋冬，邓季惺办妥了《新民报》南京版复刊和上海版、北平版的开办事宜。在《新民报》上海版的发刊词中，他们向读者这样表白：“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至此，《新民报》拥有五社八版，达到了事业的巅峰。①
奈何时局
就在报业如日中天之际，时局之变，令满怀热忱的理想者们沉甸甸的希望突然脱离了预定轨道。
抗战结束后的第三年（1947），意欲“行宪”的国民党，决定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
此时，盼着中国早日走入法治轨道的邓季惺和陈铭德，尽管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早已深恶痛绝，却依然对“宪法”和“立法院组织法”多有寄托。
这对报人夫妇，多希望能出一部“出版法”来保障言论出版自由。夫妇两人决定，分别参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
那时的吴敬琏思想激进、追求进步，在他的头脑中，旧政权已经穷途末路，一个“日月换新天”的崭新时代即将到来。对于父母的做法，他和接近共产党的二姐夫关在汉竭力反对。
不过，通过竞选，陈铭德和邓季惺还是进入了国民大会和立法院。
尽管如此，由于在600多位立法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国民党各派系成员，像邓季惺这样的无党无派者和地下统战组织成员，实属极少数，夫妇两人不可避免地经历了理想失败的又一次考验，从追求法治而参选，到因入选而被深深地卷入了政治纷争。②
1948年，刘邓大军飞渡黄河后，人民解放军每占领一座城市，国民党政府都要派空军轰炸。尤其是6月17日开封被攻下后，国民党立即派出大量飞机轰炸，造成大批平民死伤。
当时，作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在立法院对国民党政府轰炸开封提出严正质询和相关动议。次日，南京《新民报》发表了邓季惺的提案，引起一些人极度不满。在第二次会议上，邓季惺刚上台，反对者就指责她泄露机密，制止她发言，结果支持者和反对者互相攻击，会场乱作一团，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科只好命令休会十分钟。
《新民报》最终没能逃脱厄运：上海版被停刊，重庆版遭严重迫害，南京版被永久停刊，成都版被查封，各地编辑、记者和其他从业人员相继被捕、被杀和逃亡。
邓季惺被迫逃亡香港。据说，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后，还对她发布了“通缉令”。
风平浪静的香港，成了邓季惺短时的避风港。她对国内局势密切关注，对《新民报》时常挂怀。
邓季惺跑去问时任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的夏衍：“解放后，还能不能私人办报？”夏衍给了她一个肯定的回答。这让邓季惺夫妇重又燃起了希望。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在夏衍的安排下，1949年4月中旬，邓季惺乘船北上，先是去了天津，接着来到了北平。她早就想好了，要在这个将来的新中国首都继续自己的报业生涯。只是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自己经营半生的事业，就此不再属于他们了。
1950年4月，《新民报》成都社自行停刊；同月，南京两社因南京由直辖市改省辖市而结束办刊。1952年1月，重庆社因资金不足而自动停办；4月，北京社的资金财务被北京市委收购，改名为《北京日报》。1953年1月，上海社也被上海市委接管。
在公私合营中，由于邓季惺夫妇还有点股份，就立即被扣上了资本家的帽子。他们把为人民立言作为办报初衷，期望通过改造社会来积累财富、发展事业。事实上，他们并未去拿定息分红，反倒将个人存款都捐给了工会基金。
在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他们得到了“基本守法户”的结论，尽管邓季惺满腹委屈，却迫于形势而无法自辩。
在公私合营后，他们永久远离了《新民报》这个曾经的大舞台。陈铭德被任命为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邓季惺则从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降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不过，他们在工作中，依然尽心尽力。邓季惺主持建造了北京市第一个火葬场；陈铭德则把在上海吃过的好餐馆搬来北京。①
自此以后，这对相濡以沫的一代报人，再也没有直接过问过报社的事情。然而，他们所秉持的“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办报理念，以及科学管理的企业家精神，无疑为后辈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①吴敬琏：《以企业家的姿态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见《吴敬琏自选集（1980-2003）》，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619-624页。
①柳红：《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①吴晓莲：《我和爸爸吴敬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193页。
①郑连根：《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和〈新民报〉》，《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
①柳红：《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②郑连根：《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和〈新民报〉》，《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
①柳红：《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2页。
①同上，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