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作为一个小读者，后来在出版社工作，一直想见到久所敬仰的夏衍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桂林，胜利以后到上海都没有机会。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我调到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工作，夏公是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毅），仍然未能如愿，因为八月我又调离上海到北京工作。
到五十年代，因电影《武训传》，夏公挨批，调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人民出版社归文化部管，这才见到夏公，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却没有单独接触的机会。
“文革”以后，出版局接待香港三联书店职工，请夏公接见。早在三十年代，夏公就是生活书店的老朋友，他看到我也在场，问我：“你怎么掺乎到三联来了？”他不知道出版局给了我一个“三联书店总经理”的头衔，专门用来接待海外朋友，在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戴上这个纸冠出场。
打这以后，见夏公的机会多起来，他知道“三联”的事可以找我。他离休以后，虽然每天都有来客，倒有时间跟我谈谈。有一天，夏公亲自打电话告诉我，随时可以去见他，“不必通过‘姑奶奶’”，盛情可感。“姑奶奶”，夏公女儿沈宁的昵称也。沈宁侍奉夏公，日常多由她安排夏公的活动，沈宁出于爱心，夏公却嫌她管得太严。当然，不宜过多打扰夏公，影响老人休息，我还是通过沈宁，约定时间才去。
夏公窗台上床上总放着书报杂志，看书比较吃力，得用放大镜，看了用红蓝铅笔在书上画了许多道道。八九十岁高龄，思路清晰，几十年的旧事，谈起来一清二楚，甚至某个细节，时间地点。外面的情况，国际国内，文坛或者社会，知道得很多，而且分析评论。有时还说得很风趣，郁风说她平生最得意的，是个子长得比苗子高，夏公说：“此风不可长。”随手拈来就是。
夏公非常关心出版工作，我向他请教，得益甚多，他也常常指点。带新书好书给他，十分高兴。他提醒我，要给某某、某某作家出书，不要让读者忘记他们；李一氓三十年代在上海写过不少文章，要收集出版；叶灵凤死在海外，留下来的作品可以整理出版。他告诉我，曹聚仁是个自由主义者，独来独往，但是学术渊博而深厚，“比我们强得多”，始终爱国，“骨头是硬的，当得起晚节可风的赞誉”。
他认为，团结作家，尊重作家，才能办得好出版社。他笑着对我说：“你哪里是办出版社，我看你是交朋友。”我说：“交朋友是为了出好书，只是我都做得不够。”
有一回，他收到我送去的一本新书，写来一信：
手札及赠书，均收到，谢谢。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对他们给以友情的慰藉，发挥他们的余热，应该说是“古道可风”，甚佩。罗孚回京后，可请他来舍（下）一谈，当然，我并不想了解这件事的底细。严寒已至，望多多珍摄。
是的，要团结作家，何况乎有才能的人，误被历史“捉弄”蒙受折磨的人。就这样，我们做了一点工作，微不足道，夏公立即给予热情的鼓励。夏公关心人，爱护人，不忘做过好事，哪怕是一点点好事的朋友，在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一件两件，夏公才真的“古道可风”！
我们在工作中有所疏忽，出了纰漏，夏公会提出意见，乃至批评。夏公有一封给三联书店的信，措辞之严厉，是我从未见过的：
来信及“合同”均收到，这是我六十年来第一次看到的不平等条约，等于卖身契，我不愿签字，听凭处理可也。合同一份退上，另一份立此存照。
尽管我已经退休，夏公说“此事与你无干”，但这本书是经我的手出版的，没有交代清楚，处理不当，怎么能说与我无干？出版合同应当跟作者商量，切忌一纸通知简单处理。后来知道，有此意见的还有好几位作者。由于夏公当头棒喝，出版社才知道错了，赶快改正补救。正因为夏公一向关心“三联”，把“三联”看作自己人，才如此坦直，毫不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像夏公这样的，能有几人？如今夏公走了，再也听不到他的批评，痛哉！
公已无言，遗教尚在。我想，我的年轻同事会记住夏公的鼓励与批评，学会谨慎谦虚，兢兢业业做好出版工作。作为一个退休老人，在此我恳切寄以希望。
“五四”七十六周年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公报》
